专访丨于赓哲：中国古代的防疫履历和社会气力|感染病|疫情|新冠肺炎_新浪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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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丨于赓哲：中国古代的防疫履历和社会气力
记者丨何安安
1月23日，是庚子年除夕的前一天。正是在这一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武汉公布“封城”。迄今为止，武汉已“封城”一月有余。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但牵动着每一位国人的心，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每一位国人的生存。瘟疫的肆虐，让我们很难不往回看汗青。从某种水平上来讲，人类的汗青，也是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史。
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仇人之一，瘟疫摧残了曾经光辉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也留下了很多凄惨的汗青影象：强盛的拜占庭帝国因鼠疫而衰落，曾让整个欧洲遭受巨大的劫难。最早被人类记载的病毒感染病天花，已有距今三千年以上的汗青。
回观中国，瘟疫同样对我们的汗青历程造成了诸多深刻的影响：瘟疫高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纪录可查的瘟疫多达77次；即便是繁盛的唐代贞观时期，也发生了六次瘟疫；影戏《大明劫》，更是发生在明代崇祯年间瘟疫大盛行的配景之下……

影戏《大明劫》剧照。
瘟疫因何而起？中国古代暴发过哪些有史可查的大瘟疫？又对我们的汗青历程产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影响？古人怎样应对瘟疫？又有哪些行之有用的步伐？中国汗青上“卫生”与“防疫”的观念发生过哪些演变？针对这些题目，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陕西师范大学传授，隋唐史、医疗社会史学者于赓哲。
在于赓哲看来，各个期间都有各个期间差别的感染病，好比汉代、明代、清代的鼠疫，南北朝、清代的天花，唐代的疟疾、麻风，以及清代的真性霍乱等。与原始社会相比，进进文明期间以后，由于生齿多，交换广，感染病开始变得越来越高发。他指出，中国古代的防疫本领大多从实践出发，一方面，古人总结出了隔离等行之有用的方法来控制感染病的流传，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对付感染病，都是履历的积聚，不是理论的突破。

于赓哲，男，祖籍山东，1971年生于陕西咸阳。武汉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传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重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医疗社会史。出书有《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狄仁杰原形》《上官婉儿》《大唐好汉传》《她世纪》《均衡的失败——唐玄宗的得与失》（上下册）《隋唐人的一样平常生存》《唐开国》等作品。
疾病和人一样，也有本身的进化
新京报：这段时间发生了相称多的事变，针对这次疫情，你有没有一些本身的观察和发起呢？
于赓哲：一碰到疫情，就会出现一种言论。好比2003年“非典”时，就有人说怎么大概出现新的病，这种病从来没见过，肯定是人造的。如今又出现这种言论，说这
（新冠肺炎）
我的发起是，如今大众要稍安勿躁。
对于整个人类史来说，隔一段时间产生一种新的疾病，是再正常不外的事变。一方面，疫病会反复发作；另一方面，病毒、细菌自己也有本身的进化；再者，同样一种疾病，好比梅毒刚开始出现时，毒性很大；但今后发展，毒性就没有原来那么大。如今，艾滋病也出现了这种征象。艾滋病刚开始出现时，发病周期比力短，患者抱病后生命一样平常来说也比力短，可如今艾滋病的发病周期显着延伸，阐明毒性有所降落。
全部的细菌和病毒，也包罗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则——它们的发展不是为了杀死宿主，而是为了繁衍本身，这跟人类是一样的。一旦它们把人类都搞死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增强感染性、低落毒性，大概是一个发展规律。
新京报：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汗青，好像从人类诞生起就从未停歇过。在中国汗青上，暴发了哪些有纪录的瘟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于赓哲：瘟疫始终陪同着人类的汗青，但汗青上毕竟发生过哪些瘟疫，已经没有办法举行具体的统计——这此中的一个紧张题目，就是许多史料已经没有了。因此，假如要说哪个朝代的瘟疫更加频仍和严峻，是没有办法答复的。
对中国汗青历程产生过庞大影响的频频瘟疫有：一次是东汉末年，从汉灵帝时期到汉献帝时期，五次暴发大瘟疫，这此中一个紧张缘故原由就是天然灾难，发生了干旱、农业歉收等，同时暴发了瘟疫。尤其是汉献帝建安时期的瘟疫，其时的“建安七子”，有四个人
（徐干、陈琳、应玚、刘桢）

汉灵帝绣像。汉灵帝刘宏（157年，一作156年-189年5月13日），生于冀州河间国（今河北深州）。东汉第十二位天子（168年－189年在位），汉章帝刘炟的玄孙。
这场瘟疫造成了什么样的人间惨剧？曹植其时专门写了《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盛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家家户户已经惨烈到如许一个水平。其时暴发的是什么瘟疫？据如今的学者举行研究推测，比力大的大概性是鼠疫。
唐文宗时期，大江南北暴发的瘟疫也许多，村里十室九空，相称惨烈。另有，明朝末年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瘟疫，也就是影戏《大明劫》中所刻画的崇祯年间的大鼠疫。这场大鼠疫遍及整个大江南北，其时明朝已经非常衰弱，这件事变可以说是落井下石，加快了明朝的死亡。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树基等老师，乃至有如许一种见解，就是明朝亡于鼠疫。

影戏《大明劫》剧照。
一种瘟疫使得一个国家走向衰落，虽不能说是直接缘故原由，但在汗青上是有的。好比说古罗马，人们以为古罗马的衰落，与疟疾和鼠疫等密切相干。雷同的话题，在人类汗青上家常便饭。在古人面对的各种感染病当中，毫无疑问，假如说感染速率快，殒命率高，首推就是鼠疫。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照旧中国汗青上殒命人数特殊多的瘟疫，都是属于鼠疫。
古人对付感染病依赖履历的积聚，而非理论的突破
新京报：面临感染性强，又会造成惨烈局面的大规模感染病，古人会怎样应对？
于赓哲：坦率地讲，我们汗青上对待一样平常的疾病或瘟疫，大概照旧有些办法。但对于云云大规模的感染病，照旧缺乏行之有用的办法。不但是中国，整个天下在古代史上出现大规模瘟疫，一样平常都是没有办法的。
固然，一些医学家会先知先觉，针对一些疾病做出正确的判定。好比明崇祯年间的大瘟疫，吴又可写下了《温疫论》，在天下范围内比力早地意识到了肺鼠疫的存在。

吴又可。影戏《大明劫》剧照。
鼠疫分为两种：一种叫腺鼠疫，重要由老鼠、跳蚤感染给人；一种叫肺鼠疫，不必要老鼠作为前言，直接人传人，雷同于如今的新冠肺炎，可以通过呼吸道举行感染。吴又可率先意识到了口鼻感染疾病的大概性，为疾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如许的医学家，在古代汗青上多未几呢？未几。对付大规模的感染病，肯定必要国家逼迫力的参与。假如没有国家逼迫力，也得有一些逼迫的本领。好比说在西方的汗青上，封建领主、教会，以致行业工会都有它相对应的权利，但这在中国并不存在。对于中国古代来说，假如国家没有逼迫力，仅依赖民间自觉的构造来应对大规模感染病，不大概有行之有用的方法。因此，汗青上才会有那么多惨烈的瘟疫。
不外，从实践出发，也有一些应对感染病的本领，渐渐被总结出来。这不是理论先行，而是实践先行。好比中国南边，自古以来人们都特殊恐惊一种感染病——瘴气。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部队在得了瘴气以后，有非常之四五的士兵因病而死。自东汉起，瘴气便史不尽书。

伏波将军马援墓，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西南伏波村。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人。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闻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元勋之一。
瘴气毫无疑问是一种感染病，但毕竟是什么病？
根据如今学者研究，起首是天然科学不认可有瘴气的存在，当代医学以为它大概是多种南边感染病或盛行病的总称，叫做瘴气。这此中，最为典范的就是疟疾。瘴气虽不能说等同于恶性疟疾，但瘴气中最为重要的疾病之一就是恶性疟疾。疟疾通过蚊子携带疟原虫举行感染，可古人并不懂这个原理——疟疾与蚊子携带的疟原虫相干，是19世纪英国大夫在印度发现的。
但古人很智慧，具有实践履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古代的南边，从秦朝到宋朝，不停有一种躲避瘴气的方法。古人意识到，一旦都会周边有较大面积的死水，都会就轻易遭受瘴气。我们如今知道，死水是蚊子繁衍的最好地方，蚊子多了，天然有大概出现瘴气。古人接纳的办法是，将都会从死水旁搬离，越远越好。这固然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却是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好方法。
从别的一方面来讲，中国古人对付感染病，都是履历的积聚，不是理论的突破。
公共卫生体系的创建是一个痛楚的过程
新京报：中国汗青上“卫生”与“防疫”的观念发生过哪些演变？南开大学汗青学院传授余新忠以为，作为一种带有逼迫性的公共卫生办法，检疫制度在中国事晚清时从西方
（包罗日本）
渐渐引进并推行的。在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相应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检疫制度呢？
于赓哲：他说的有肯定原理。起首，中国古代并非完全没有逼迫性防疫本领，好比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关于对麻风病人的隔离就是逼迫性的。话说返来，这跟当代公共卫生体系完满是两回事。古代隔离制度是为当局服务的，关心的是刑徒的康健，由于刑徒是国家的劳动力。这种隔离，并非针对全社会。
当代公共卫生体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卫生”这个词，在《庄子》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古代，“卫生”仅指卫护生命，是个人的私务。当代公共卫生体系最大的特点是逼迫性。
逼迫性来自于国家，这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效果，在西方出现也比力晚。在黑死病以后，西方才渐渐建立了逼迫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厥后的“西学东渐”，渐渐影响到了中国创建公共卫生体系。这个时间跨度很大，已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标记性变乱就是1910年和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

伍连德的暂时实行室。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的这间陋屋，见证了中国大夫的第一例人体剖解。
伍连德奉清当局下令往东北防治鼠疫，在东北创建了一整套的公共卫生体系。即便云云，伍连德其时仍旧遭到了东北地方士绅的猛烈反攻，称民“不死于疫，必死于防疫”。为何云云？由于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把康健视为个人私务。对于忽然由国家来举行管制，由于别人抱病而逼迫我，许多大众都不予明白。以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创建是一个痛楚的过程，是一个新旧文化猛烈辩论的过程。
从某种水平上来讲，公共卫生体系是可以不讲理的。由于，公共卫生体系是人类在付出大量生命代价后才总结出来的履历。当代化公共卫生体系，起首表现在逼迫性上。逼迫性是公共卫生体系的焦点。好比说隔离就具有逼迫性，海关、港口的逼迫免疫具有逼迫性，疫苗自己也具有逼迫性。
对于中国古代来说，在瘟疫后焚烧遗体也带有逼迫性。中国古人最考究孝道，人死后要进土为安。好比吴又可在防治大瘟疫的过程中要求焚烧遗体，伍连德防治东北大鼠疫焚烧了几千具遗体，可以说举国震动，这些面对着新旧文化的辩论题目，也带有逼迫性。在疫情期间，个人长处和个人自由、人权等必要让渡一部门出来，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新京报：但有纪录表现，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提到过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陈诉感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观察的制度。
于赓哲：战国时期的逐级陈诉感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观察的制度，这是其时当局内部出于对劳动力维护的角度所接纳的步伐，是当局对刑徒、士兵等群体器重的表现，并不针对全民。它的存在，只能证实中国古代有针对感染病的统计、汇总、上报等制度。但它并不具备公共卫生体系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公共卫生体系，并不指向全民长处。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秦简《封诊式》。《封诊式》共98简，简长25.4厘米，宽0.5厘米。简文分25节，总计3000余字。书中大部门内容均以案例为主，以文书格式出现，详细有审判、犯人、抓捕、自首、惩治、勘验等方面内容。
严酷来说，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相应的公共医疗监测体系，没有自动陈诉的制度，更不要说自动陈诉汇总，举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这套体系，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在遭遇瘟疫后，重要是过后陈诉制和告急求援制。控制不住时，告急向中心求援，由中心派大夫携带药材前往治疗；大瘟疫每每陪同着饥荒，因此还必要拨粮、拨钱等。
古人也会隔离防疫，但儒家道德对此切齿腐心
新京报：汗青上有纪录，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麻风病所接纳的隔离步伐。可以讲讲隔离的汗青吗？如今有人质疑，在科技和经济都高度发达于古代确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接纳前人的隔离法举行防疫，隔离这种应对本领在汗青上毕竟发挥了哪些作用，为何得以相沿至今？
于赓哲：隔离的汗青非常久长，毕竟劈头于什么时间，已经很难考据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先秦时期，就已有纪录。好比说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就有对麻风病的检察和隔离步伐。《封诊式》纪录吏构造医人对某疑似麻风患者举行诊断，医人留意到患者眉秃，牙龈萎缩，鼻腔塌坏，刺其鼻不嚏，肘膝有腐败。其手无无汗毛。令其作声，声音沙哑，医人断定“疠也”。怎样处置惩罚呢？“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
（处以城旦，鬼薪刑罚的人得了麻风病，怎样论处？应当送往麻风病人收留所。）
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感染病的存在。他们把感染病称之为瘟疫，大概注病
（即感染疾病）
从先秦期间开始，就可以看到针对麻风病人的隔离步伐。在《论语》中，有一个非常闻名的故事，孔子的门生冉耕曾患麻风病，孔子前往探望他，从窗子外握着他的手，与他发言。我们知道，儒家是最讲求礼仪的。老师来了，为什么肯定要隔着窗子语言呢？由于在谁人年代，对于麻风病人接纳的步伐就是直接隔离，将冉耕隔离在屋内。即便是师生关系，也不能直接相见。

冉耕（前544-？），字伯牛，鲁国人。冉耕以品德闻名，与颜回、闵损并称，为人端正，善于待人接物。
隔离的步伐在古代不停都有，但中国古人常常是实践大于理论，因此出现了一个题目。我在史料中常常看到，儒家特殊是儒家士医生，对隔离切齿腐心。
这种切齿腐心，并非从医学出发，而是从儒家的道德观角度出发。由于一旦隔离，好比说家里的老人抱病，那么儿子们不敢往照顾，把老人放在一个屋子里，饮食都是拿竹竿从窗户外给人挑已往。儒家以为，父子相隔，有悖于孝道。以是，一些儒家士医生以致于天子，纷纷对隔离表现反感。
但隔离有没有作用？隔离肯定是有作用的。对于防治感染病来说，要素有三点：第一，确定病源；第二，隔离；第三，治疗。即便到本日，这三个要素仍旧是卫生防疫的焦点工作。在这种环境下，隔离固然会起到相称大的作用。以是说，古人的隔离步伐，只管大概在道德上、舆论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毫无疑问对掩护古人的身心康健是起到过肯定作用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量化。

于赓哲
为什么我们到如今还要接纳隔离的步伐？
起首，隔离是最为快捷、高效，同时也相对便宜的一种防疫步伐。只管如今看来，隔离给我们的生存带来了许多未便，也会造成肯定的经济丧失。但话说返来，假如不接纳隔离的步伐，造成的丧失恐怕要比如今大得多。
第二，如今人类还没有锋利到可以治疗全部感染病的田地。在人类汗青上，我们只用人工本领礼服过一种病毒，就是天花，而且对于天花重要接纳的是疫苗。一言以蔽之，人类对于大多数病毒，还只能抗，不能清除。因此我们如今一说到病毒，都是说“抗病毒”，而不是“治病毒”，但细菌可以清除。以我们现在的科技程度，在不能彻底清除病毒的环境下，隔离是最有用的本领——固然，另有当代免疫学和疫苗。在免疫学当中，中国传统医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人痘。
许多民风都是上古时期躲避瘟疫的履历总结
新京报：面临疫情，中国古代有没有之相对应的预警和防疫本领？在这此中，以天子、官府、士医生为代表的官方有何体现？大众又怎样到场？
于赓哲：中国古代，好比说唐代有大夫的巡疗体系，地方有医官，叫医博士大概医学博士，他们会下辖十几到二十几个不等的医门生，专门负责境内的巡疗，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紧张工作。
宋代地方上设置有官药局，设置有安济坊、养济院等慈善机构。而且唐宋都特殊器重药方知识的遍及，好比唐代官方频频修订方书，而且用榜示等方式举行流传。什么叫榜示呢？就是在交通要道发布公告，表现这是国家提供的尺度药方，可以照方抓药。宋代由于印刷术比力发达，以是宋代大规模印刷《平静圣惠方》《和剂局方》等官定的方书用来防治疫病。在医药方面提供了许多本领。
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由于如今生存下来的古代史料大多来自于官方，大概出自于士医生之手。现实上，在中国古代医疗方面起到最大作用的是那些冷静无闻的民间大夫，而不是来自当局的大夫。
除此以外，中国古代的道观、寺庙以致基督教的教堂等也都广泛从事医疗奇迹。好比在唐代，景教徒
（即基督徒）
在《册府元龟》中可以看到，天子一样平常都是在接到父母官陈诉之后，派御医到地方举行巡疗，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坦率来说，瘟疫重要照旧依赖大众的自我隔离和民间大夫的积极，乃至另有一些由此诞生的民间风俗，也会起到肯定的防治作用。

《册府元龟》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为政事汗青百科全书性子的史学类书。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古迹。采摭铨择了经、史、《国语》、《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年龄》、《吕氏年龄》、《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分类编辑。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联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门。
在发生疫情以后，
（中国古代官方）
（祭奠）
每次大瘟疫都是一次巨大的伤害，造成的丧失非常惨重，国家也只能在本领范围内给予肯定的辅助，减免赋税，发放钱粮物资，另有移民——有的地方瘟疫还没有完全散往，这种环境下，把老百姓往瘟疫比力轻的地方迁移。
新京报：详细在民风中有哪些表现呢？
于赓哲：比方说重阳节登高，重要目标就是躲避瘟疫。古人发现瘟疫每每发生在生齿会合的平原地域，因此暴发瘟疫以后，许多古人从履历出发，往山中躲避。因此就养成了重阳节登高的风俗。
别的，另有过年时间燃放鞭炮。鞭炮原来叫做爆竹，《荆楚岁时记》里说，“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神异经》里也提到山臊。山臊是一种鬼，能令人冷热，让人抱病，因此燃放爆竹也是出于避疫的思量。

《神异经》是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集，共一卷，四十七条。旧本题汉东方朔撰。
端午节我们为什么要配香囊？为什么要喝雄黄酒避邪？许多感染病，古人总结不出精确的病因，一概称之为“邪”。因此，配香囊、喝雄黄酒，实在是防疫头脑的表现。包罗立春时吃五辛盘。许多民风都形成于现实必要，是上古时期一些躲避瘟疫的本领的总结，末了才演酿成为在固定日期利用一些具有仪式感的举动。
新京报：当瘟疫到临时，民间的社会气力在此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一些相应的民间慈善机构到场此中吗？
于赓哲：民间气力，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宗教气力。中国古代缺乏公民自治的传统，它的自治重要表现在农村等墟落下层社会，与西方有很大差别。
西方最早的药典是由行业工会来订定的，就是由于在西方，行业工会不但可以治理市场，乃至可以治理一座城。在中国古代不存在这种征象。因此中国古代的许多防疫、赈灾等工作，是由地方乡绅来构造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宗教团体在里边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好比说在佛寺当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出现了一种机构叫做悲田养病坊，这是一个设置在佛寺中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它兼有两者的特点，既有医院的功效，可以治病，在暴发感染病之时，另有肯定的隔离作用，别的另有一点，悲田养病坊针对的是贫苦生齿，以是它的出现，是一种慈善机构的举动。
但悲田养病坊的出现，有时间让国家感到惴惴不安。为什么？由于悲田养病坊的出现意味着佛寺跟国家争取民气。最显着的例子就是唐武宗毁佛的时间专程下令，要求当局接受各地的悲田养病坊。因此到了宋代的时间，养病坊一类的东西在大多数时间段内是国家举动。回到刚才的题目，中国古代是没有公民社会的，没有公民社会一方面是大众本身的题目，别的一方面就是中国古代皇权一家独大。
新京报：在这次疫情之中，也有个别地方出现了禽流感。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牲口方面疫情的纪录吗？
于赓哲：牛羊猪鸡等也轻易暴发疫情，古人也很器重，好比丙吉问牛提到的牛瘟。禽流感古人肯定没有这种意识，但古人也意识到打仗某些鸟类大概会抱病，好比鹦鹉瘴，这大概就是某种禽流感。但古人没有病毒和细菌的观念，只能出于直观的感觉以为有些东西不能打仗，都是实践履历而已。
弼马温也和牲口瘟疫有关。马和牛对于古人来说是最为紧张的两种牲口。一旦马和牛抱病古人就会很告急，弼马温的风俗也由此而来。《齐民要术》里就讲马厩里养猴，能消百病。《本草纲目》也如许说。拴马桩的桩头，每每塑一个猴像，明代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

孙悟空曾被天庭授予弼马温一职。左图为电视剧《西游记》剧照。右图为拴马桩上的猴子。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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