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杨辰：工人新村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实践

原标题：专访｜学者杨辰：工人新村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实践
红白相间的低矮平房、行色急忙的工人们、从空中俯瞰宛如一个完备的五角星......
曹杨新村是解放后上海市兴建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也是天下最早制作的工人新村。在老一辈上海人的回想里，曹杨新村是“榜样社区”的代名词，是良好的社会职位和光彩的象征。
作为筹划经济时期上海都会住房建立的主体，工人新村承载了几代市民的团体影象，也表现了都会发展的浩繁面向。作家张怡微曾在笔下布满感情地回想：“对我而言，工人新村大概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意象符号，但更多是情绪空间的表达。不管你愿不肯意，它本身就会出现，跃然面前，或由于一种滋味、气味忽然就能调理空间的影象，让人想起来谁人踮起脚才气够到五斗橱的本身，树叶隔断壁阿姨随风俊逸的粉红胸罩，接线员阿姨响亮响亮的呼唤……”
历经光阴变迁，昔日的榜样社区渐渐失往了昔日的风采，现在该怎样抖擞出工人新村新的生气？怎样均衡文化遗产掩护和中低收进住民住房改善，实现“住有所居”和环球杰出都会的优美愿景？
克日，汹涌消息记者就《从榜样社区到怀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对话作者、同济大学规划系副传授杨辰。

杨辰

“工人新村的住宅情势并非上海独占”


作为一名曾在法国留学的都会规划学者，你是怎么对工人新村产生研究爱好的？

杨辰：
实在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就关注到了同济大学周边的鞍山、控江和凤城一带的工人新村。其时的爱好重要是纯空间的，以为这些整洁划一又不失生存气味的行列式住宅很有特点。厥后往法国读修建学，我的结业计划标题就选择了工人住宅。风趣的是，法国修建师对这一话题并不生疏。由于在一个多世纪的产业化历程中，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曾经以相似的方式大量制作工人住宅。工人社区至今是他们在都会更新和社会连合方面的紧张议题。可以说，工人新村并不是上海独占的住宅情势，而是在差别国家和差别文化圈广泛存在的一个征象。固然，每个国家的工人住宅仍带有肯定的地区特性。
有个小故事很值得一提。在我结业计划答辩的时间，有位社会学配景的评委（法国修建学院有不少社会学和人类学老师）绝不客气地品评，“你拍的上海工人新村的照片我都看不懂”。我很受惊，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眼睛里只有空间情势，看不到利用者，看不出住民是怎样利用这些空间的，又是怎样通太过享或争取这些公共空间来形成他们独特的邻里关系和生存方式的”。他的质疑对我触动很大，我以为他指出了一个紧张的题目：修建师善于办理工程和技能题目，但对于空间背后的利用者——社区住民，是怎样认知和利用新村空间，如安在这一特定空间中完成各自的社会化过程（socialization），这一过程又怎样与更大的社会究竟相毗连——所知甚少。厥后我选择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继承攻读博士学位，就是盼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更深进地往研究工人新村。

《从榜样社区到怀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在《从榜样社区到怀念地 : 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中，你具体先容了上海工人新村的建立过程和期间配景。作为上海今世史的一个微观构成部门，这些资料是怎样获取的？

杨辰：
关于上海工人新村产生和发展的配景重要会合在书中的第一、第二章，涉及上海近当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思潮和都会建立等方面。这方面的资料数目多但相称分散，不太好网络。我重要通过三方面渠道获取：一是地方志和汗青档案，二是中文学术文章和专著，三是英语和法语天下的汉学家（也包罗一些汗青学家、社会学家）1980年以来的中国研究结果。上海是外洋汉学研究的紧张对象，不少精彩的著作为新村研究提供了底子，好比Alain Roux对1930年代上海工人的研究，Marie-Claire Bergère的上海史，Andrew G. Walder和David Bray的中国单元制研究，等等。工人新村听上往是一个小标题，但现实上它与上海今世史、工人群体、住房政策以及六十年的都会转型和社会变迁（1949-2010）都有密切的关系。我的这本书也是通过网络、甄别、分析大量碎片化的信息，积极还原出一个较为完备的工人新村建立的期间配景。


你提到了工人新村并不是上海独占的住宅情势，而是在差别国家和差别文化圈广泛存在的一个征象。在你眼中，法国和中国的工人新村有哪些共同点和区别？

杨辰：
从理念上看，“新村”是个非常中国化的概念，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在上海就出现了以“村”“新村”“榜样村”为名的里弄住宅。当时的“新村”代表了一种“干净、卫生、高品格”的新式住宅。在“新村”前面加上“工人”二字大概是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创造。
相比之下，法国的工人社区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工人城（cité ouvrière），成形于两战之间（1919-1938）的花圃城，在战后光辉三十年（1945-1975）到达顶峰，1980年代以后渐渐式微并成为题目街区。法语中的“城”（cité）意味着“有明白的空间界限，成员相对同质，且举行自我治理的共同体”。这阐明除了办理工人住房和公共卫生等现实题目，法国的工人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改良目标——这和中国的工人新村很相似。


拿破仑城（Cité Napoléon）：1851年当局出资的全法第一个工人城在巴黎建成。这座以“拿破仑三世”定名的工人城是一栋四层回廊式聚集住宅，性子为租赁房。整栋修建包罗86套住宅，“采热、上下水办法和低廉的租金”对于其时住棚户区的工人阶层来说已是极大的改善。
从制作配景看，法国的工人城重要受到三股气力的推动 ：国家意志（1850年法国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Loi Salubrité），旨在改善棚户区卫生和居住条件）、工人互助社（为满意工人需求并相应帝国政策，互助社接纳集资建房的方式来办理住房拥挤和高房租压力）、有慈善精力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大多受傅里叶头脑的影响，盼望为底层劳工创建一个同工同住的调和社区）。中国的工人新村重要是由当局出资，按照同一投资、同一制作、同一分配、同一治理的原则，为国有企业职工制作公共住宅。这背后的政治、头脑和经济配景书中有具体分析。
从选址和空间形态看，法国工人城大抵有三种范例：一种是市区的“工人公寓”。这类住宅一样平常由国家投资，占据半个或一个街坊，接纳围合式结构。固然楼内提供卫生、幼托、医疗等根本服务，但住民的一样平常生存重要依赖都会街道的公共办法。第二种是都会边沿的“工人居住区”。这类住宅由工人互助社和地方当局团结开辟、以促进产业生产为目标。居住区一样平常紧邻工厂，占地大，修建密度低，配有少量的公共服务办法。第三种是都会远郊的“工人之家”。这类住宅大多由企业主个人出资，规模适中。由于阔别市区，工人之家配有美满的公共服务办法，有些还包罗了生产车间和菜园——方便通勤、办理工人家庭后顾之忧的同时，也利于造就一种团体主义的生存。
在中国，工人新村的选址重要思量就近工厂，新村是作为服务产业发展的一种“配套办法”，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住宅筹划。以筹划经济时期的上海为例，由于投资渠道和制作方式较为单一（当局统筹），工人新村在空间形态上的差别重要表现差别时期的户型差异，如“1001户”“两万户”等。



1865年呆板制造商戈丹（Godin）在法国北部小镇吉斯（Guise）制作的“工人之家”（Familistère de Guise）是19世纪法国工人城的良好代表。该项目占地6h㎡，由生产区和生存区两部门构成，前者包罗铸造车间、办公区和菜园，后者包罗住宅单位以及幼托、学校、市肆、洗衣房、剧院、公园等公共办法。每组单位内部设有聚会会议大厅，整个工人之家容纳工人家庭近500户。工人之家直到1968年才制止利用，1991年被列为法国国家古迹。
从发展进程看，法国的工人住宅建立在履历了工人城（cité ouvrière，1850s-1890s）、花圃城（cité jardin, 1890s-1930s）和大型居住社区（grands ensembles, 1945-1973）三个阶段的发展以后，从1970年代末（石油危急和往产业化）开始渐渐萎缩。特殊是光辉三十年（1945-1975）期间为工人快速制作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其超大规模 、就业岗位缺乏、通勤时间长、公共办法配套不敷、中低收进人群高度聚集等题目，遭到了广泛的质疑。2000年以后的多起郊区骚乱更是袒露出大居社区中青少年在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方面的逆境。对这些“题目社区”的管理已经成为近二十年法国都会空间和社会连合的紧张议题（荷兰、德国以及一些东欧国家也有雷同的讨论）。
而上海的工人新村建立重要会合在1952-1958年，1979-1995年也有一段快速增恒久（固然工人新村并不是增长的主体）。随着19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单元制崩溃以及住房商品化的启动，工人新村渐渐退出了都会新建住房市场。本日，在一些早期制作的工人新村里已经出现一系列题目。关于工人新村的掩护与更新也是当下上海都会文化和都会管理的紧张议题。
中国和法国（包罗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人住宅建立有差别，但也有不少共同点。从法国的履历来看，1970年代以来工人社区衰败的真正缘故原由是工人群体在国家财产转型过程中被渐渐边沿化。上海的环境也雷同，如19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和工人下岗。工人新村题目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机制。要找回工人新村昔日的光彩和尊严，仅靠空间本领是远远不敷。

法国西南部石油城穆朗（Mourenx）的大型居住社区（1956年）

“怎样对待中低收进的住民，表现了国际化多数市的宇量”


你在书中提出了“新村工人”的概念，你赋予它怎样的寄义？这个概念在本日的社会中是否仍旧存在？

杨辰：
这大概是本书的一个发现。我们都知道，工人阶层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立的向导者，其时可以或许被分配到新村住房的工人，更是工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大多是在头脑政治和业务本领两方面体现优秀的劳动榜样和先辈工作者，对新村情况和单元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认同。直到本日，一些上了年龄的劳模和他们的孩子们回想起当初搬进新村的景象，依然是冲动而自大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新村工人”的身份是通过国家/单元、社会、个体三方面建构起来的，是个动态的过程。当社会情况、确切的说是“国家/单元与工人”“社会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工人自我认同发生了变革，“新村工人”这一社会身份的内在也会随之改变。这就是本书报告的新村二代工人的故事：在履历了上山下乡、返城、下岗等一系列的社会变乱。固然他们照旧居住在新村里的工人，但与父辈相比，“新村工人”的内在在本日已经发生了根天性变革。


现在的工人新村渐渐不再成为社会核心，这大概是财产转型的一定效果，在你眼中，工人新村是否有须要重返曾经的光辉？

杨辰：
刚才提到了，无论是工人新村照旧新村工人，都是特定期间的产物。既然生产这种空间和建构这种身份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变革，还要继承维持或重返曾经的光辉实在是很难的。
在我看来，新村工人是为共和国建立作出过紧张贡献的两代人，他们的故事无论是喜是悲，他们的声音无论是称赞照旧品评，都值得更多的人往相识与谛听。
在书中，我还特殊夸大了住房的紧张性。新村工人面对的逆境是全方位的，但最困难的照旧住房。在如许一个有60多年汗青的工人新村中，你会发现，住民的家庭关系、邻里抵牾、将来的生存筹划和末了的经济资源大概都和屋子有精密的接洽。住房的极度紧张性不但对于新村工人实用，对其他中低收进住民（动迁安置住民、保障房住民、失地农夫等）也同样实用。怎样对待中低收进住民，他们的生存方式可否得到充足的恭敬，他们的声音可否被大众听到，象征着一座都会的宇量。作为杰出的环球都会，我以为上海有这个宇量。

曹杨新村鸟瞰图（1957）


作为都会规划学者，您怎样对待工人新村的空间规划？新村履历可否为上海本日的都会发展提供一些鉴戒？

杨辰：
工人新村不但是一项住房建立筹划，也是对社会主义新生存的一次难得探索：通过创造新空间、选择新住民，树立新的生存规范，实现培养社会主义新工人之抱负。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新村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实践。
详细说到空间规划，工人新村在选址、住区规划和户型计划三个方面有许多履历值得我们学习。在选址方面，工人新村非常关注居住与工作之间关系，尽大部门的工人新村都选择靠近产业区，这种“老师产后生存”的选址原则固然造成了新村生存服务办法建立的滞后，但客观上也形成了本日我们所寻求的“职住均衡”结果。新村规划不是孤立地对待居住题目，而是把居住和就业岗位当作地域发展（特殊是产业发展）两个不可分割的根本要素。
在住区规划方面，新村规划师创造性地把差别品级的居住空间单位（居住区、小区、街坊、组团）与治理单位（街道服务处、居委会、块长、楼组长）之间创建了对应关系，大大进步了下层社会的治理服从——这与我们本日许多大都会接纳的社区网格化治理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户型计划方面，工人新村非常关注住宅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空间在邻里来往方面的作用。举个例子，在曹杨一村的户型平面中，单位进口的院落是由左右两个对称的厨房间（三户适用）围合而成。各家主妇在厨房做饭的时间，可以随时看到收支单位的邻人、生疏访客和在门口玩耍的儿童——这增长了邻人攀谈的时机，包管了社区安全（1980年代从前的新村住民很少锁自家房门），也起到了关照儿童的作用。这个进口院落也成为了新村住宅中最活泼的来往空间。从这些奇妙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新村的规划计划固然尺度不高（造价和面积受到严酷控制），但计划上充实思量了利用者体验和团体生存需求。这对于当前上海市在鼎力大举推广的人才公寓、青年宿舍的规划计划无疑具有紧张的鉴戒代价。


曹杨一村户型平面鸟瞰图（两个厨房之间为单位楼进口院落）


曹杨一村住宅室内及单位进口院落生存场景复原图


本书还提到工人新村现在已经酿成“怀念地”的情势，你怎样对待如许的掩护政策？

杨辰：
曹杨新村作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个工人新村，赤色文化的见证，具有紧张的汗青和文化代价，列为遗产掩护对象是没有任何贰言的。但汗青修建、汗青文化街区等文化遗产和文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每每有大量住民在现实利用。像曹杨新村，它既是上海市良好汗青修建（2004）、首批中国二十世纪修建遗产（2016），也是新村工人一样平常生存的载体，是“活”的遗产。
以曹杨为代表的工人新村的掩护与更新，应该在遗产掩护和居住条件改善之间寻求均衡。换句话说，给住民一个有尊严的生存情况和文化传承划一紧张，“静态的”“博物馆式”的掩护方法是不敷的。我们还应该积极探索掩护与使用相联合的政策创新和技能方法，把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下往。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曹杨一村刚刚启动了新一轮的综合修缮改造，通过这次成套改造，新村住民的居住条件有看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让“新村精力”成为都会文明的一部门


在怀念地背后，你也提到长处的博弈，你对工人新村的将来发展和建立有怎样的发起？

杨辰：
关于曹杨新村的改造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不少讨论，我个人观点：曹杨新村列为文化遗产掩护的对象，阐明她的汗青和文化代价得到了专家和市民的承认。
这是一种进步：上海不但有以弄堂为代表的海派文化，另有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产业文明和赤色文化，这是上海都会精力的紧张构成部门。工人新村的将来发展起首要回应如安在掩护的底子上，改善新村居住条件和提拔社区情况品格——这个题目对于上海和中国其他的产业都会新一轮的社区更新有广泛意义。别的，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工人新村应当思量新村精力的传承，这一点曹杨新村村史馆的做法值得提倡：村史馆不但从档案、地方志和住民家里网络老照片和老物件，最大水平地还原当年曹杨的生存场景；同时，村史馆每年还会在曹杨地域的中小门生里挑选“任务解说员”举行培训，请孩子们把曹杨的风土情面和汗青掌故讲给观光者听——掩护的同时也连续了新村文化，这对于重修社区认同和增长社区凝结力都是有利益的。新村文化未尝不可以作为将来都会发展的一种资源。

接待各厂先辈生产者迁进曹杨新村（1952）


先辈生产者进住新居（1952）


工人眷属在新村草地上散步（1952）


对于工人新村的后续研究，你有怎样的筹划和计划？

杨辰：
本书的曹杨新村叙事根本止于2010年。2010至今的十年，这座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又履历了许多故事。以是我把这本书看作是工人新村研究的开端，而不是竣事，对曹杨新村的后续研究现实上已经睁开。近来我和研究生团队正在密切关注曹杨新村自2015年以来的一系列社区更新举措，特殊是前不久新一轮的“综合修缮改造”筹划——这一以“成套改造”为目的的计划方案假如实行，将极大地改善新村住民的居住条件。分析这些庞大变乱，不但可以记载曹杨新村空间演变的轨迹，探索当下掩护与更新的新思绪和新方法，更要把新期间新村工人的自我认同、他们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和前60年做个比力，通过比力来熟悉社会变迁对新村一样平常生存的影响机制。
别的，正如前面所说，工人新村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我们预备网络和分析法国、前苏联、日本、韩国等差别国家的新村建立履历，通过比力差别时期和差别文化圈的新村规划和户型计划方法，发现此中的接洽和区别。我们信赖，新村履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国际性的知识活动网络。



2009年的曹杨新村 杨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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