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近代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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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武汉大学文科青年西席学社的第11次跨学科读书会运动在汗青学院乐成举行。读书会的主题是“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由武汉大学汗青学院的杜华副传授主持。读书会中，华东师大的唐小兵副传授和华中师大的李钧鹏传授分别做了主旨发言，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严靖副传授、武汉大学消息与流传学院的吴世文副传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的王龙飞副传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李向振副研究员、武汉大学汗青学院的左松涛副传授，分别举行了发言。本文系沙龙发言的笔墨整理稿，经演讲人审定。

唐小兵
：本日的沙龙主题是“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在当今这个期间和现在的学术研究氛围里，我们面临青年门生来讨论这个题目，黑白常故意义的。我会将本身的一些根本见解，也包罗我的一些狐疑与思索，以及研究心路进程提出来，供各人参考与讨论。
起首我想讲第一个题目：什么是知识人。“知识分子”这个词，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语境里，有着太多的复杂意涵。余英时老师最开始在《士与中国文化》的新版导言内里夸大，他在与一个青年学者讨论知识人与知识分子的异同之后就开始用知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到底什么是知识人大概说知识分子？那些被划进知识人或知识分子概念的群体，到底是一些具有何种特质的人？他们的身份到底怎样来界定？我们一样平常意义上所讲的知识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大概指那些受过肯定的高等教诲的人。但是许多时间，我们对知识人的界定有与此差别。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观察》中就提到，“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门人，也是意识形态的发蒙者”。基于此，我以为，知识分子是一个为了理念而生，而不是靠出卖理念而活的一类人。更进一步说，知识人就是一种单纯为批驳而存在并具有独立品德的一类人。就像陈寅恪老师在怀念王国维的碑铭里所讲的那样：具有“独立之精力、自由之头脑”的文化人大概读书人。而按照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讲的那样，知识人永久是一个不适时宜的批驳者，……他永久带有一种像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针锋相对的脚色所具有的豪情——不停的刺痛它、让日暮痴钝的民主体制下的个人苏醒。大概，用鲁迅老师的话说，就是唤醒那些在铁屋子里甜睡的人。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更多的把知识人界定为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又具有一种公共文化意识而且具有猛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肯定水平上可以代表社会知己的脚色和群体。如许的一种知识人，每每是一个社会的抱负主义者；固然这些抱负主义者有时间太过高调，乃至会进一步成为不切现实的乌托邦主义者。因此乌托邦主义者抱负越高远，大概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越深刻。张灏老师提倡各人要做一个低调的抱负主义者，要有韧性而且低调务实，有一种对峙有所不为的悲观自由的本领。这是我对知识人的概念的大抵界定。这种知识人的紧张特质是具有公共批驳精力，也具有自我反省意识。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谈到有三种范例的批驳：第一种是技能的批驳。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就是以技能性的本领来办理社会在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等方面会碰到各种各样技能性的题目。别的，另有两种批驳：道德批驳、意识形态大概汗青批驳。总体而言，我更多倾向于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群以人文精力为徽标的而且具有社会批驳精力的，也拥有公共文化意识并可以或许逾越自身阶级的长处而且可以或许为公共长处代言（这种代言不以盲目标道德激情亲切为引导，而是以肯定的专业知识做支持）的人。
下面我想讲第二个题目：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中，知识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革。实在，知识人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内里，我们通常称之为士。士人阶级生来就有一种弘大抱负，在朝美政，在野美俗，也就是所谓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传统中国，士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在政治相对宽松的宋代，发展到士人精英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状态。在传统中国社会内里，这个阶级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在朝照旧在野，都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在士农工商如许一个四民社会内里，他们在肯定水平上是文化贵族和精力贵族。他们不是一个从事社会生产的职业化阶级，而是维持社会文化生产和风俗民气的紧张气力。我曾经在一篇论文《士医生政治与文人政治的嬗替：清末民初的一段头脑文化史》中谈到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是一个既具有抱负主义气质，又具有履历主义风致的阶级。他们将在乡土中国中形成的一些根本理念很好地应用于地方社会的实践中，好比从事修路、办学等等地方公共奇迹。他们在儒教经典中所习得的一些知识与履历，都能与他们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实践产生一些内涵的关联。因此，他们不太轻易走向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的那种倾向——文人共和国式的政治，大概是一种文人特殊高调、饱含抱负主义的政治管理模式。因此，中国古代的这种士人，比力轻易跟社会现实的运作联合起来。这就牵涉出一个故意思的征象：在传统中国，我们会以为知识人影响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变。好比被称为末了的儒家的梁漱溟老师，就曾说过“吾曹不出，如百姓何”这种话。丁文江在1924年燕京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出了“少数人的责任”这种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不出来影响社会，谁来影响社会？对于传统的士人来说，这种精英意识是一种分内之事，是自身当仁不让的文化任务。而且，就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当代运气》中谈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造就出来的是一种反专业化、业余化的文人群体、一群博雅之士，他们大概不像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专业化的、高度分工的一套知识体系来应对社会中的详细题目。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的主流文化从儒家文化向新文化变化，出现了一种专业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新式学校，如新式学堂和师范学堂的鼓起，以及新式课程的引进，推动了专业知识的建构，与此相陪同的就是学术社会的建构。近代以来，人们广泛以为，我们最必要的是专业型的、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只有他们大概对中国走向严复说的“富国强兵”的门路大有裨益。这极大推动了专业知识的建构。就像费孝通所谈的那样，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大概说文化人所处置惩罚的是规范知识，这种知识是告诉人们怎样在一个伦理化的社会里各安其本、各守其分。但是在当代社会，这套知识就开始被天然知识、专业知识所代替。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许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在肯定社会情况下产生的知识形态的兴替与知识范畴的变革。这也可以进一步往讨论。在当今期间，我们常常被提问：汗青学另有用吗？哲学另有用吗？这些题目的背后，是人们对诸如汗青学等人文学科，自己就有一些偏见和刻板印象。而这也让我们不停往反思，人文知识的意义到底在那里。陈寅恪老师曾经在1964年给他的门生蒋秉南作了一个序，内里有一段话非常著名，大意就是，文化人和知识人在一个社会内里要“贬斥势利，敬服气节”，末了更是发出了“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感慨，也就是说，人文知识不是没故意义的，它对社会观念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形成、社会多元的促进，都是大有益处的。总之，从传统中国到当代中国，知识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特殊是在本日，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思量往影响社会是一个很希奇的事变。由于影响社会并不是本日的知识分子的职业所要求的，更不是体制乃至同仁所鼓励的。一个当今的知识分子只要把知识的传承与创造做好，就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天职。以是我想提出一个题目来供各人讨论，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肯定要往影响社会，这个“影响的焦急”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儒教中国及其当代运气》
我想讲的第三个题目是，假如我们假定知识人要往影响社会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往影响社会。在传统中国，知识人影响社会有一些体系的、约定俗成的渠道，包罗各种私塾、书院、学校等运动场合，以及各种方式。但是在近当代中国，知识人毕竟怎样往做到这一点呢？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间，胡适一度受蒋介石的影响，想往参选副总统。其时他的门生傅斯年就劝阻他，说我们这些有着专业知识的大学传授和知识分子，与其进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实在，1917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返国时，就说了如许一句话：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寻求的一种广泛的模式，即通过学校教诲和报刊等前言来流传新的知识、新的文化以及培养新的学术，从而对这个社会产生根天性的影响。以是胡适才会不停办各种各样的刊物，从从前的《新青年》、《每周批评》，到二十年代的《积极周报》，再到厥后的《独立批评》、《自由中国》。他不停团结着一帮朋侪，从北大到台大，通过报刊等发声，进而影响实际社会。1922年，胡适在《积极周报》写了一篇很故意思的文章，叫《政论家与政党》，他说政论家是有三种，第一种是服从政党的政论家，就是党的喉舌；第二种是楷模政党的政论家，就是党内的楷模，要有改革意识和危急意识，成为党内的康健气力；第三种是监视政党的政论家，在体制之外，做当局的诤友，讲真话、讲实话，只服从公意和道义。这内里有一个很故意思的题目就是，对于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建构来说，到底是理性更紧张，照旧民意更紧张。对于大学传授，尤其对于自由派来说，就会以为真正的舆论是代表理性的，而理性又是泉源于专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传授的专业知识。但是对于某些左派知识人来说，他们会以为，这是一个人民政治的期间、群众政治的期间，真正的舆论应该是代表大多数平凡群众，尤其是劳工阶级的声音。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根天职歧。

胡适
从这些脉络来看，近代中国知识人对社会的影响，大抵通过三种范例的前言来完成。第一种就是新式的学校。新式学校的兴建，让那些在传统中国散落在各处私塾的个体凝结在一起。他们大概要到省垣，要到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修业。像被蔡元培改造事后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聚集的中央，都是新式学校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例证。这些新式学校在近代中国成为了紧张的舆论场，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杜威1919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做的演讲就谈到，“大学应该成为一个舆论的中央”。好比，在其时，大学就不光是一个通报和创造知识的文化中央，也是一个社会舆论的建构中央。第二种前言是新式的报刊。晚清以降，随着各式各样新式报刊的出现，报纸不再只是已往士医生内部的那种只具有道德和品德裁判功能的清议，而是成为一种更加社会化的前言，可以将一种声音通过报刊无穷放大。办报就成为知识人影响社会的一个非常紧张的途径。第三种前言是新式的社团或学会。这些社团不但具有肯定的专业知识，还负担了一些公共职责。它们在近代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在近代中国，制度化的前言鼓起，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读书人从传统的士医生向当代的知识人的变化，也赋予了他们影响社会的前言和本领。不外，必要留意的是，固然这些知识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空间发生了变革，但是在他们身上，依然有传统中国士医生的家国天下情怀。假如我们往问一下美国或加拿大的传授，他们不会以为他们应该针对社会的公共奇迹往做什么说什么，由于他们以为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也与他们的人生信条不符合。但是对于民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如许。胡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办《独立批评》，并做了一个很闻名的比喻——国家如今烧起了大火，而我们这些人居住在象牙塔一样的大学校园内，我们是着实是不忍心。他还用了一个很著名的佛经比喻，他说：曾经有一只鸟儿在一座山内里居住过，但是如今这座山起火了，于是它就飞到很远的河里使满身沾满水，然后再飞返来抖动翅膀，试图用这几滴水来毁灭大火。别的动物就讽刺它，这有什么意义呢？你想如许毁灭大火不是异想天空吗？你可以或许改变这个社会吗？它答复道，由于我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我有一份割舍不了的情怀。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到的一个题目，也就是余英时老师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沿化”。毫无疑问，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中国士医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渠道被拦腰截断，知识分子固然是边沿化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方面来说，都是如许。但是，从别的一方面来说，由于有上述谈到的新式前言的出现，如许一个“边沿化”的群体比力早地占据了如许一个舞台，把握了如许一个头脑文化流传的前言，他们的声音因而又被放大了——他们历经了一个被边沿化和被抛出社会到重返社会的过程。一方面，他们通过如许一个文化流传的空间，放大他们的声音，从而感觉到自身把握了社会话语权，进而感觉可以或许影响社会；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高度文人化的群体，与普罗大众的离开、对现实政治的生疏以及社会履历的缺乏，导致他们拥有一种猛烈的我称之为“文人政治”的心态，这轻易导致他们在政治上边沿化的同时不停激进化。

知识分子的三个差别范例，以及从这些范例出发来看当代中国知识人对社会有哪些影响，是我想讲的第四个题目。第一个范例，我前面已经提到，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比力的不太具备基于履历主义、个人主义式的那种特质。中国自由主义更多倾向于以为，个人的充实而自由的发展跟国家的富强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头脑脉络中的个人并不是苏格兰发蒙活动中的谁人独立、理性的个人。而自由主义知识人对社会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前面所讲的一些方式来实现的。第二个范例是左翼知识人。他们也曾使用学校来影响社会。好比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通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通过在上海开办劳动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学校来实现影响社会的目标，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闻名的左翼知识分子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但是，学校并非左翼知识人影响社会的重要途径，他们更多地照旧通过左翼作家同盟这些社团、机构，通过各类报刊、戏剧、文学艺术作品来影响社会和青年。固然，对他们来说，更紧张的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与劳工阶级直接联合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刘昶老师曾经在《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墟落西席》中谈到过，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左翼知识人对社会的影响更大。胡适也讲过，1910年代的时间，北京大学的旁听生许多都是学术性的和文学性的，而到了1930年代，许多旁听生都是革命性的了。因此，门生对他越来越不满，由于他太过于平和、中庸，温良恭俭让就显得守旧平庸了，而相比之下，鲁迅则越来越受接待。我近来在研究左翼文化活动的题目，就可以看到1927年到1937年，上海的出书物（中国的出书物有百分之六七十在上海）中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包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1949年从前，出书了40多个差别的版本，在几个世代的年轻人当中风靡。许多人在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后，开始投身于革命当中。余英时老师在近来出书的回想录里谈到，他在北平闲居的时间读到《大众哲学》都“为之倾倒”。他以为这本书把人生、天下、社会全部题目都一揽子办理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左翼知识分子每每通过左翼文化活动、左翼刊物如许的情势来流传观点，影响社会。另一方面，他们每每扎根下层来影响底层大众，以到达厘革的目标。第三个脉络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守成主义或文化的守旧主义。固然这个意义上的守旧主义没有任何贬义。如许的一群人也在以本身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像陈寅恪老师，钱穆老师，梁漱溟老师这群人。钱穆老师在抗战时期写就《国史大纲》，吴宓老师办《学衡》杂志、梁漱溟老师搞墟落建立活动等等。固然，他们影响社会的方式大概不一样，他们大概不像自由派，对传统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他们更多是在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大概一个内涵的衔接点，进而做到创造性转化。我以为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是往而知返，往而能返。他们如许一群人，我以为是特殊具有中国古典气质的精力贵族，但是他们也是在影响中国社会。那么在这三个脉络中，我以为有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题目——我们怎么对待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的汗青过程中所具有的精英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题目。精英主义在传统的士绅社会里是一个自然就具有合法性的存在。但是，在当代中国公共社会的语境中，精英主义变得面貌含糊乃至有点负面，大概说不是那么正面。实在，精英这个概念，不但仅是胡适等自由派学者说的要重修社会重心。像吴宓这些以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天然而然就是一种文化上的精英贵族，他们以为这是他们自然的职责，而并不以为是一种负累，大概说辛劳的事变。但是对于瞿秋白等人来说，这大概就是一件辛劳的事变。与这种精英主义相对的，恰好是左翼知识分子中的反精英主义。他们在地方社会里反士绅、在都会里反资源家、在知识范畴有种反智主义的倾向。现实上，这就形成了一种精英主义与反精英主义这两个脉络相互之间的交织、胶葛与辩论。而这实在也从侧面答复了知识人怎样影响社会、应不应该影响社会、为什么要影响社会这些主题。假如一个人没有精英意识，没有自发的继承，那他为什么要影响社会。假如一个人就是以为本身是平凡人，就是以为本身只是做好本身的天职工作，那他为什么要往影响社会？
末了，我想讲末了一点，同时，也再次回到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这个主题上来。我想聚焦于“社会”这个词上，再延伸开谈一点——为什么到了当代社会以后，“社会”自己会成为一个题目。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重要是观察以上海为中央出书的各种各样数十种的关于社会题目的书和小册子，包罗翻译册本。我们可以看到，一战之后，关于社会题目的讨论，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日本和中国，成为了一个潮水。但是，在传统中国，不存在社会题目如许一种说法。随着关于社会题目各种著作的出现，以及关于这种知识的建构，就开始以为，我们这个社会有题目，而且既然存在社会题目就必要举行社会改造。以是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子题目的论战，包罗毛泽东同道从前写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全部的这些，都来自于一个根源性的题目，那就是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关于社会自己存在严峻题目的熟悉。大概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己相对简朴，人们只必要面临生老病死这些题目。但是随着西方理论的传进，以及西方社会环境被先容进来，人们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熟悉，并产生了对比，社会因而成为了一个题目。就像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形貌的那样，外部的光芒照射进来，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的熟悉产生了很大的变革，就如网络盛行语所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因而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题目，家庭题目、儿童题目、女性题目、劳工题目等等题目开始涌现。在如许的配景下，才会说，知识人应该往影响社会、改造社会。那么怎样往改造社会，差别的群体有差别的方案，这此中出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歧和争论。以是通过汗青的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新的头脑、新的风气、新的态度的引进，饰演了非常紧张的脚色。这些新的头脑文化的引进，就会让我们冲破已往格式化的熟悉，重新将社会题目化，从而有一个重新界说、找寻、挣扎的过程。按照毛泽东的概括，从1895年甲午海战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所谓向西方寻求真理，由于传统的知识已经不敷以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是才出现了近代中国的留学潮水，留门生就成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乃至到本日，都还余波未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当代中国风云荡漾的知识分子阶级，都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影响，固然处身在中西文化夹缝之间的他们有时间也要蒙受巨大的压力。乃至我以为本日，我们都处在这个汗青的延伸线上，也只有如许，才值得我们进一步往探究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这个主题。我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人！
李钧鹏
：我不停以来在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观察他们怎样参与到政治中往。别的，我另有一个久远的空想，就是研究从古代到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探究知识分子相干的题目，起首必要分析的题目就是，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大概说知识分子的界说题目。我曾经写过的文章，包罗我的博士论文，都没有给什么是知识分子下一个明白的界说。由于在我看来，固然我的文章综述部门引用了许多社会学家、汗青学家对知识分子是什么的界说，但是这些都不敷以明白阐明，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一旦给出一个界说，就似乎画了一个圈，固然框住了圈内的一部门人，但是也将许多人清除在了圈外。从肯定意义上说，对知识分子的界说就是在文化场域内里竞争象征资源。总体来说，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更想的是把界说自己作为一个研究题目，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以为本身是知识分子，有的人把本身回类为某一类知识分子。我曾经做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访谈研究，在与访谈对象的交换中却惊讶的发现，访谈对象自己并不以为本身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他的来由仅仅是由于他只是高中结业。我在阅读了90年代一些新左派、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的作品读完之后，他发现“自由主义”这个词汇自己酿成了两边都在争取的标签，都盼望用“自由主义”来形容自身。而且，我的许多访谈对象对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都有本身的一些见解。总体来说，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我的直觉并不是往探究这些概念的批驳题目，而是这些往分析，在特定的社会情况下，这些概念的详细的意涵发生了怎样的变革。
我留意到，唐小兵老师在发言中，给知识分子举行了明白的界说。如许做显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想提供另一个视角。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就给出了在美国传播很广的针对知识分子的界说——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利说实话的人。美国知识界另有许多雷同的界定。美国和欧洲国家对知识分子等概念的界定在很大水平上影响了今世的中国人对相干题目的明白。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些概念实在是相称复杂和多变的。在几十年前，一个高中结业生就可以或许被称为是知识分子。郑也夫老师在一篇文章曾说，大学结业才气算知识分子。而到了如今，博士结业生都不敢说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这个概念也是云云。我的全部访谈对象，并没有给出一个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尺度答案。每个人根据本身的熟悉和见解，都有本身的界定。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在评论自由主义是一个意志性很强的题目。但是即便云云，如许一个话语公共体照旧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在直面许多实际题目的时间，他们可以或许做出许多相似的选择。

严靖
: 我很乐意到场这次座谈会，一是主题具有实际感，二是可以谛听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消息学等范畴专家的想法。我本身是从北师大汗青系的本科结业，之后转进文学专业。研究的对象和小兵兄比力靠近，都是近代史中的知识分子，不外我做的重要是文学圈的知识分子及其周边题目。博士论文处置惩罚的便是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八九十年代的学界谈四十年代文学迁移转变，比力夸大社会转型对作家的影响。我的研究效果却发现，知识人并非被动地受汗青（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反，在此历程中，体现得更突出的是知识人在共同和推动着文学迁移转变。废名、丁玲、赵树理和西南联大作家群，都有许多这方面体现。我进进这段汗青的时间，大概比一样平常文学研究者带有更多的汗青理性吧。别的，我对小兵兄的发言另有一点增补。在近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包罗作家，不但是市场机制下的作者写作，还通过教诲、传媒等影响社会，他们中的许多人政论比文学作品多得多，乃至还到场详细的政治、社会运动中。比方胡适、闻一多。其他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则和工农接洽得非常密切，在墟落建立、社会公益等方面有许多贡献。他们的实践性是很强的，远远强于我们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我以为根本缘故原由在于“社会”，这里不是指广义的、泛化的“社会”。狭义的社会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存在，包罗各类构造和机构，它也就是所谓的公共空间。知识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借助于这一存在，才气对广义的社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今世中国，社会被以各种方式取消了。因此，知识人怎样处置惩罚好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如安在此中饰演好本身的脚色，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话题。总体来说，我对知识人影响社会的结果是持灰心态度的，原子化的存在产生的影响不是真正的影响。但是我也附和二位所提的知识人自身应有的那种贵族精力，这种文化自发、文化任务可以或许资助知识人树立一种自大，并把社会一点点创建起来。
王龙飞
：刚才小兵老师重要讲的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的“实践”，钧鹏老师偏重于“理论”的角度。我的重要研习方向是中共革命史，中共革命是一个非常器重理论的实践。受两位老师的开导，我感觉好像也可以从知识及知识人的角度往观察中共革命史。“发蒙”是近代以来多种政治权势为“救亡”找到的门径，此中的预设是大众是无知的。几千年都没有题目，怎么到了近代反而屈曲了？岂非是人种退化了？显然不是。变革的是评判尺度。新的尺度正是建基于西方知识。越来越多的人以为只有西学才气救亡。相较于中学，西学有其同等性，但西学内部则是流派纷呈，马克思主义、资源主义、无当局主义等众声喧嚣。这些主义本质上也各是一种知识，对应到现实，则是一种革命方案或政治架构。哪一种主义得当中国？各政治气力举行了各自的探索，并形成猛烈竞争。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大概不是声音最大的，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跟随者，在竞争中渐渐胜出。在传统中国语境中，知识分子常被以为是缺乏实践本领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的就是读书人，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则更是一种不无写实色彩的讽刺。仅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掷中的体现算是为读书人挣了脸。一小群老师辈大知识分子领导一大群门生辈小知识分子，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这群人何以发作出云云环球瞩目标能量？特殊是此中多数人在到场革命时实在读书未几，知识有限，何以能快速进步并贡献革命？这个过程中，知识的气力安在？作为意识形态、也作为革命工具的马克思主义起了怎样的作用？作为参照，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三民主义的良好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题目，都值得进一步求索。
吴世文
：我刚才听各位老师讲的时间，在想一个题目：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中的“影响”，它最初的打仗点到底是什么，它影响的又是什么，是社会自己，照旧政治，照旧生存在此中的人群。为什么这么问，由于我也有在研究网络舆论，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性的会问到，网络舆论的最初打仗点是什么，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到底是在影响什么。
我关注的另一个题目是前言知识分子转型。我的想法是，前言知识分子为何选择在前言上往发声，前言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有何异同。知识分子盼望通过前言来举行发蒙，进而影响社会，但是反过来，前言大概也会给知识分子带来名誉、声看。因此，前言与知识分子之间，大概存在一种“共谋”，两种相辅相成。进进新媒体期间，特殊是微博鼓起之后，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显得特殊紧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鼓起了一种对学术权势巨子重新崇敬的潮水，在这个配景之下，前言和知识分子开展新的、进一步的互助成为大概。
我以为新媒体正在对知识生产发挥影响。知识分子为了顺应前言，必要不停调解本身的形象以致知识流传方式，这肯定水平上会影响知识的生产过程。不停涌现的新媒体的新，是不停被界说的新媒体的逻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新媒体在不停否定往事物，这一个过程对知识的生产与流传又产生了很倒霉的影响。在本日这种前言逻辑下，很轻易产生知识上的反智主义，导致《乌合之众》中的某些环境——包罗精英的逻辑低落到大众的均匀程度；精英与平凡大众之间的不信托关系，从而导致把知识生产推向另一种不良性的田地。
李向振
：我的范畴是民风学。当前不少民风学者包罗我本身都在讨论当前民风学的学科危急题目。想起这个题目，总感觉有种学科要“灭亡”的末日感。迩来读伯克《知识社会史》才发现，大概学科危急的根源在于当前民风学在知识生产方面出现了题目。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技能的进步，新媒体大量涌现，民风文化正在履历着猛烈的“祛魅”过程，日益发达的新媒体或自媒体负担了民风学者之前所负担的发现和流传知识的任务，而且更为直接、有用、喜闻乐见，在这种环境下，当下民风学到底应怎样生产知识，以及生产什么样的知识？这大概是全部民风学者都必要深思的题目。至于知识分子何以影响社会，近百年来，在社会厘革、文化转型等范畴，不停有民风学人在奔走发声，远的如新生存活动中的移风易俗，近的如“非遗”掩护等，只管结果尚待详细评说，但总算没有完全失了知识人的社会本色。

《知识社会史》
左松涛
：我们这次跨学科读书会的主题书是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但是，我发现运动快竣事了，各人还没有直接谈到这本书。如今我谈谈对彼得·伯克书的见解。起首，彼得·伯克写了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评论直通近四百年的汗青。反观中国确当下的学者，好像很少有这种气势。大概在民国时期另有梁启超、钱穆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如许的大书，但是到如今越来越少学者可以或许如许往誊写汗青。这大概与晚清以来所引进的新式学堂制度有某些关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章太炎就已经观察到大学难出大学问。他说:“学校也和从前科举一样不能养成特殊人才。科举期间的人，大概都晓得本身的学问不敷，如今学校里的门生，差未几都有得意的态度。这就是科举还出几个人才，学校不出人才的缘故原由。”由于制式教诲的影响，当今国内的知识分子少见能做到博通的地步。其次，在繁体字版的序言中，有社会学家品评彼得·伯克此书理论不太充实（概念与史料间有松脱）。但我的意见恰恰与之相反。我以为彼得·伯克正是用了大量史实，而不是既有理论，往论述他的观点，这正是他作为良好史家的贡献地点。末了，彼得·伯克书中写到中国知识社会史的部门，很有开导与鉴戒意义。固然，写中国的部门较为大略，不解渴。外国人天然没有资助中国人写史的任务。毕竟怎样往誊写中国人本身的知识社会史，是必要我们中国学者耗费鼎力大举气往探究的。研究好汗青，也是创造汗青。云云这般，大概能把“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背面的谁人问号，酿成感叹号。
杜华
：谢谢各位老师的出色发言。我谈两个题目。一是为什么要确定“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如许一个标题。我本身的感觉是，在高度寻求同等、高度原子化的当代社会中，随着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公共精力的衰落好像是不可制止的。而知识人作为具有某种逾越性寻求的群体，应该思索这个题目。二是我们这个跨学科构造的意义的题目。知识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要依附于肯定的体制，而这个体制显然不是外在的，而是知识分子构建出来的。要构建如许一个体制，起首就要求知识分子超过本身的学科界限，冲破学科私见，共同思索和处置惩罚他们所面对的共通性的题目。这大概武汉大学的文科青年学社的最大的意义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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