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湛：社会政策必须能“看得到”家庭︱我们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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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湛表现，社会政策在中国特殊故意义，由于家庭在中国太强盛，纽带不停都没断掉。 汹涌消息 黄桅 绘
中式风格的椅子，一壶普洱，曲面电脑，另有双头表现。胡湛的办公室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传统又当代。
这大概在肯定水平上与他的学术配景有关。
本科与硕士阶段都念盘算机专业的胡湛，读博时将“赛道”切换到生理学，由于渐渐发如今实际天下中人的因素经常比技能紧张。胡湛的博士阶段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就读。由于有跨学科配景，胡湛的博士论文是《生理信息工程学的理论构想与应用实例研究》，并以社会信托作为研究案例。
2010年，胡湛到复旦大学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跟随彭希哲老师从事博士后研究，今后留在复旦大学生齿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央任教。从博士后开始，胡湛发现制度的因素比人的因素还要紧张，因而转向了政策研究，并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国的生齿老龄化和家庭变迁，尤其关注老龄社会中的家庭政策。
2011年，胡湛与导师彭希哲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老龄化》一文，文章提到，至今（对公共政策）没有一个尺度的界说，从本质上讲，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应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家庭紧张的社会掩护责任，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家庭在整个社会政策范畴中乃至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概念，对家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存在缺位。
2012年，胡湛与彭希哲在《生齿研究》上发表了《家庭变迁配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一文，他说，其时家庭政策研究在学界还较少被提及。
2015和2018年，他们又在《中国社会科学》相继发表了相干论文，抛出了中国家庭的“形态焦点化与功能网络化”和家庭政策的“往家庭化与再家庭化相博弈”等议题，号令“家庭研究中国化”。
这些年，每年学界都有规模不等的家庭学术集会，胡湛说，家庭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胡湛个人的研究，也不停在提“把家庭找返来”。

胡湛
家国何以同构
汹涌消息
：家国同构是中国的特色？
胡湛
：按照福柯的说法，实在欧洲早期的管理在形态上也以家庭管理为范式，将治国与齐家相一连，但大概还说不上“同构”，厥后也渐渐脱嵌了。宽泛地讲，东亚文化比力轻易出现家国同构，所谓的家国同构，现实上内里有一个品级逻辑。
西方对于家的见解跟我们不太一样，以是费孝通老师没有效“family”来翻译中国的“家”，他用了一个生齿社会学的术语，叫extended family(扩展家庭），指的是一种主干化的多代家庭形态，内里也有一个代际品级存在。
西方为什么没有我们如许的布局概念？我们曾经给出一种大概的假设，就是文化伦理传统差别。西方的文化传统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很大，基督教的一个内核便是一神论之下的同等观，换句话讲，全部的人都是天主的子民。固然人们有父子和母子关系，但现实上都是天主的子民，只是出生序列差别，才产生了如许的俗世关系，以是西方人在家庭内部可以直呼其名。我在德国时，我房东的儿子就经常直呼房东名字。
这种事变，你在中国就很难想象。我家应该算比力开放的，但假如我直呼我母亲的名字，她肯定会很不兴奋。她乃至还盼望我在非口头的情境下，比方给她写email的时间要用“您”，这在东方伦理是一种长幼有序的表现。这种序列观会泛化扩展到生存、社会关系、政治等范畴，日本在这方面更突出。
因此
“家国同构”的潜台词，现实上包罗品级逻辑。
到底是家被国构，照旧国被家构。固然在传统中国，“家”每每被“国”所同构，“家”的长处只能被“国”所代表。
只管
家庭在文化伦理层面是一个温情的存在，但是它在管理和制度的视野中，是工具化的。
在管理中，国家对家庭的操纵逻辑经常出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自相抵牾，这有深厚的汗青渊源。
只管中国从汗青上一向注意家庭及其所衍生的孝道等伦理规范，但诸子均分产业的制度在中国从战国之后便被一向推行，商鞅变法时更接纳“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政策，以此逼迫父子、兄弟分家，这一制度安排及其变体绵延千年。魏晋南北朝时宗族的崛起临时减弱了小家庭的独立性，随后的隋唐中心集权对此大加制约，但当局在鼓励小家庭的同时却又克制父母活着时子代分家，如《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雷同的抵牾不停影响着中国汗青上的管理理念和技能，这一传同一直连续到当代。新中国对传统家庭的改造，就是以让个体为整个国家的社会理念奋斗为条件所做出的制度路径选择，对于那些生存在单元的人们来说，“以厂为家”、“以单元为家”的标语肯定不会生疏，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初期乃至还搞过团体宿舍、男女分居。
这现实上就是把家作为一种工具来操纵，国家必要个体组立室庭，由于家庭有生齿再生产的功能，要生养、造就下一代，国家也必要家庭稳固肯定的生产资料和家庭社会关系，但同时国家也必要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怎么办？那就从摇篮管到宅兆。但到厥后突然发现国家的福利付出本领现实上是很有限的，管不了。以是改革开放后，起首确定的原则就是“减轻国家负担、增长家庭和个人责任”。
汹涌消息
：福利政策从生管到死直接过渡到撒手不管、推向市场，推给家庭，从一个极度到另一个极度？
胡湛
：管理自己在技能层面就是工具理性的，任何国家在举行管理时都是实用主义，抱负主义无法管理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
在中国，实用主义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管理资源就是“中国的家”，中国花了几千年把中国的家庭关系、家属纽带在伦理层面创建得非常美满。以是当国家举行社会管理的时间，必须要有工具，家庭可以提供无穷的工具选择。而且在进进当代之后，由于管理工具和技能的发展，使得产业化社会后的工具大概性比从前任何的一个时期都要多，为什么？由于古代的管理层级没有像本日如许纵深。
换句话讲，从前的郡县制传统到县乡这一层就竣事了。乡里的管理是通过家属来完成，有族长、乡绅和乡贤，国家必要和这种管理单位互助才行。因此，古代的传统“家国同构”理念下的社会管理是把国家的管理布局和家属的管理布局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备管理体系，这就是邻里社会和情面社会的由来。
以是，一方面基于实用主义，家庭被工具化。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家庭”是中国不得了的资源，任何一个国家无以相比。
社会政策必须要看得抵家庭
汹涌消息
：怎样界说家庭政策？
胡湛
：现实上蛮难的，由于家庭政策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范畴，各有视角，各有解读，从我们本身团队来讲，关系近来的是生齿学和社会政策。
我们早期的观点是比力猛烈的，其时（2010年）我们提出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政策和儿童政策，还预备以此为焦点头脑写文章，厥后渐渐以为这个论调太粗放、太简朴了。
以是，我们就想细致论证一下中国到底有没有当代意义上的家庭政策。2011年，我们总结了一下，以为不能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家庭政策。我们将与家庭相干的公共政策分了三类，第一类，
以生养政策为代表的影响家庭生齿再生产的政策。
生养说到底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的事。这些政策调治了家庭的生养功能以及相干的多少性能，与婚育相干的详细项目步伐不停以来也是相对较多的。
第二类，
有限的家庭福利政策
，我们管它叫“蕴藉的救济”。好比都会的“三五对象”和农村的“五保户”，虽说这是一种家庭式的福利运送，但其重点放在了题目家庭和那些失往家庭依托的边沿弱势群体，它的底层逻辑是一种负福利，也就是说有完备家庭的人反而是没有福利的。有家庭的人碰到困难，起首找家人要资助，没有家人的话，当局来托底，这现实上是对家庭负担社会掩护责任的一种变相处罚。
第三类，
性别同等政策
。重要是对女性权益掩护和促进女性就业等方面，尤其孕期妇女的掩护。这些政策取得了成效，也掩护了家庭，但却没有认真辨认家庭脚色，因此常常“打禁绝”大概“打不透”。好比，对于职业女性的掩护，有孩子的女性和没孩后代性，0到3岁孩子的妈妈、3到6岁和7-18岁孩子的妈妈，她们所必要的掩护和支持都是差别的。
因此，
我们必要的家庭政策是社会政策的家庭政策化，乃至是公共政策的家庭政策化，也可以说是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家庭视角。
现实上，不但是社会政策，包罗经济政策，国防政策，乃至许多更宏观制度安排，都要有家庭政策化这个视角，要“看得到”家庭。
汹涌消息
：能不能简朴地明白家庭政策就是对家庭有效的社会政策？
胡湛
：我特殊喜好Kamerman和Kahn的那句话：社会政策就是家庭政策。
粗放地讲，经济政策重要管服从，社会政策重要管公平。寻求公平，就必须要对资源举行再分配。在设置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大部门的福利运送途径和设置技能都绕不开家庭：要么是通过家庭，要么会影响抵家庭，要么必要家庭的增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政策在中国特殊故意义，由于家庭在中国太强盛，纽带不停都没断掉。许多人不停讲家庭功能被磨损，不能否认，家庭在布局上被磨损了，但家庭凝结力从来没断掉，尤其在本日，家庭纽带被以网络化（尤其是亲子网络）的方式重新强化，只管这种强化是有代价的。它稀释掉了一部门传统的家庭伦理、家庭代价，乃至也磨损和再造了传统的功能，但它重新建构出一种新的家庭凝结力，家庭关系如今非常精密，而不是疏松的。你看看如今年轻人完婚买房要靠谁，家庭里带孩子怎么办就会明确。
汹涌消息
：您刚才说特殊附和社会政策就是家庭政策，那么中国社会政策的订定是否置于社会政策就是家庭政策这个框架下？
胡湛
：已往，我们没有把家庭视角和家庭框架作为订定政策的条件往思量，但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任何国家制度的发展脉络都能印证，政策订定的固有的路径、理念、模式、框架是渐渐形成的，不大概一开始就体系化、制度化、逻辑同等。
假如没有好的顶层计划，家庭的工具化定位会对框架有解构作用。当政策实行或调解出现题目时，家庭会被很容易地拿过来拿已往，家庭脚色在政策订定者眼里的作用在不绝地变，一会儿必要被消解，一会儿必要被支持。“往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博弈冲淡了团体框架所出现出的特性。
汹涌消息
：我们有些政策挺故意味，如买屋子是以家庭为单元的，但是交税，医保是以个人为单元。
胡湛
：这就是工具化的表现，根据本身的必要订定政策，有些政策的计划逻辑是与民争利的：要么是以治理方便为主要思量，要么是以资源汲取最大化为考量。
汹涌消息
：德国、瑞典、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都有较好的家庭政策，好比现金补贴、美满的托幼机构服务。本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延伸丈夫陪产假，中国事否也能鉴戒国外，进一步增长家庭政策？
胡湛
：我们曾经发起过男女共享产假，但当局很轻易把本钱转嫁到企业身上，用人单元有实际考量，那落实起来就很难。假如当局在订定政策时器重家庭，思量抵家庭的需求，那就应该让渡本钱。
中国要现金补贴，不如用减税，更具有操纵性。一个企业有多少个在职的孕妇，当局给你减税。但要知道任何政策一出台，肯定有人会使用政策缝隙大概政策的含糊地带来沾光，比方找几个孕妇挂在企业里，以是政策订定要有束缚：好比，工作年限，但你又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会被以为剥夺生养权利以是要找到界限，这也是政策论证的复杂性。
汹涌消息
：政策订定越细，订定者要思量和衡量的方面也越多，以是政策出台后会被解读为“一刀切”，简朴化处置惩罚，有人说这是“懒政”。
胡湛
：政策有两种变迁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顶层以为我确实必要做，另一种是自下而上，德国就是典范，二战之后美苏管理德国，把社会做大，把当局做弱，以是民间气力非常强。但你会发现网络出现之后，全天下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出现出来肯定自下而上色彩，中国也一样。
今世制度体系的变迁每每是两种路径叠加的，必要两端积极。一方面顶层要往下故意识地往推，另一方面底层也要不绝地往聚集案例。
全部的政策都不大概上面全想好，尤其在中国如许的大国，由于行政垂直间隔太长。北欧国家由于扁平化，推一个政策就比力轻易。我在北欧开会，在餐馆用饭能碰到教诲部部长，以是，大国无法照搬小国。
汹涌消息
：上海是中国老龄化水平最高的都会，您从2011年开始就研究中国老龄化题目，您怎么对待老龄化？
胡湛
：我以为老龄化确有其题目渊源，但在很大水平上是一个被建构得越来越严峻的题目。
为什么会老龄化？是由于我们把60岁和65岁当老年尺度以及退休年事，这么一算上海确实很老，那80岁才算老的话，上海并不老，以是这是一个人为设定的尺度。而且，如今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还在创造代价，你说老人帮助带孩子，算不算创造代价？
中国应对老龄化有许多上风。比方中国有一个强盛而稳固的当局，应对养老金等复杂议题时相比西方就有很大的机动性和创新大概性，比方我可以把国有资产划转或拍卖来充实社保基金。
中国另有非常大的上风就是大国，省际差别可以左右腾挪的。不要寄盼望于中国的养老题目一刹时天下全办理了，不大概的，肯定是渐渐的过程，这就创造出时间和空间了。更不要说我们另有别人比不了的家庭传统和孝老传统。
当局不是不器重家庭，而是他的理念没有转过来，如今必要立刻树立动态头脑。包罗本日我们讲到生齿政策、生养政策依然是固有头脑，就是已往生多，本日生少了，我们要回到已往，这是不大概的。
政策要重视人不肯意生了，生齿越来越少，越来越老的实际，怎么在新的形态下创造出新的治理模式和管理模式，而并不是想用很大的劲往拉着它，把它拉归去，拉不归去的。
哪怕放开三胎，全面放开了，人们也不会像已往那样，只是如今要把生养作为一种自由权还给人们，让人有得到感、满意感。
公共政策还在固着于已往，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叫懒政这个词，我实在不太喜好这个词，由于我以为这是天然规律。全部布局和机构中的实行者都是趋于守旧的，不肯意变革，一变又多出很多多少事来，这是再正常不外的事变，这就是人性，因此必要好好想想用什么动力往推动。
别的，许多事变的关键末了还在理念上。比方我们风俗把老跟衰弱划等号，跟殒命、跟不吉祥挂钩，天然以为老龄化是欠好的。我们曾经想与一个区的某个街道互助，在某个小区旁设立老年服务中央，社区住民不乐意，他们说万一有老人死在里头不吉祥，会影响小区房价。
“家庭焦点化”和“功能网络化”
汹涌消息
：年轻人在都会买套房，首付必要父母帮助，带孩子，必要父母帮助，接送孩子，必要父母帮助。代际关系只会更精密，而不是疏松。
胡湛：对。以是，不能往漠视家庭功能被磨损，但家庭功能更多是存在于布局和情势上。
家庭最重要的功能，第一是生养养育，第二是养老，第三是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这三个功能外伸出往，根本上构成了全部社会政策的焦点：要么是管小的，要么是管老的，要么是成员出现困难的时间相助。
你会发如今中国家庭的排序：小孩第一，老人以为，本身是底线需求，孩子是发展需求。
汹涌消息
：我们父辈是先照顾老人，再思量孩子。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为什么？
胡湛
：由于如今孩子只有一个，一孩政策重塑整个社会的代价观。跟生齿相干的题目有一个特殊显着的特性，就是有很大的连续性和滞后性，本日生齿的一个要素变一点，几十年后你才得到结果。因此你只要把这一代重构了，这代人就会重构他的下一代。以是它产生的时间序列非常长。
“全面二孩”政策后，各人不肯意生。第一，是我能生，但我不想生。第二，是我想生了，不敢生乃至不能生。 制度性配套没有跟上，托幼只是小的不得了的一点。关键是整个社会伦理，社会理念都是为一孩的，30年的时间把它夯实了。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早教过热就是一个一孩期间的产物，早教机构在中国随处都是。我们不可否认早教有利益，但是它过热之后走偏了，它一个的更大代价是迎合了父母的生理需求。只要懂一点发展生理学的人，都会知道孩子在早期的认知和本领差距在7到14岁之间会全部抹平，但只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必要在早期得到养育信心、得到安慰，这在中产中很典范。
中产的焦急，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中产也焦急，但由于中国有家庭传承，以是更显着。一代人好不轻易实现了阶级向上活动，他盼望本身的孩子至少不能低于他地点的阶级。我们才刚富起来一代人，以是肯定焦急。比及我的女儿这一代长大后，心态就会平和许多，由于她生出来家里就有房有车，她没穷过，她不怕。等她再有了下一代大概就会平和些，这是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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