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杀童案主角黄一川：被判极刑的精力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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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3日，上海一中院依法公然宣判被告人黄一川故意杀人案，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黄一川判正法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上海一中院微博截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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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人之后，黄一川接下来的举动让一位眼见者感到费解——他抛弃了手中的菜刀，“倚靠小区围墙站定、取出香烟并点燃”。
一个精力病人贪图有人关键他，他为了制止被害，就大概接纳反制步伐用以“自卫”，他贪图的内容是不存在的，但接纳的反制步伐却是真实的。
一审讯断：“虽患有精力疾病，但其并非在病理反应下针对贪图对象举行抨击，亦非不加选择地对他人实行暴力，而是颠末反复衡量，故意识地选择弱小的小门生为杀害对象……只有依法从重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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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边周末记者 柴会群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二审开庭4个月后，2019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对黄一川的极刑讯断。
黄一川是上海世外小学砍杀案的凶手。2018年6月28日中午，时年29岁的他手持菜刀，在上海天下外国语小学南门口连砍4人，致两名小门生就地殒命。
与一样平常恶性杀人案差别，变成此案的黄一川是个精力病人，经专业机构判定，其作案时处于发病期，具有“限定刑事责任本领”。
案件现在处于最高法院极刑复核阶段。南边周末记者查阅相干法律文书，采访了其家人、状师、会诊大夫以及司法精力科判定从业职员，试图还原黄一川的杀人动机及其被判极刑的司法逻辑。
1
案发越日启动精力判定
砍人之后，黄一川接下来的举动让一位眼见者感到费解——他抛弃了手中的菜刀，“倚靠小区围墙站定、取出香烟并点燃”。
另一位眼见者则留意到，杀人之后的他“在笑”。
失事那天是黄一川从广州到上海的第二十二天。到上海之后他住在离世外小学十多公里的一家旅店里，每月租金800元，10个人一间房。2017年，黄一川曾到上海求职，也是住在那边。旅店老板说，黄2018年那次住下后自称是“帮人家老板卸货的”。
现实上，黄一川并没有工作。2012年大学结业之后，他先后换了二十多家工作单元，待得最久的一家也不到3个月，最短的仅1周。
他对办案职员说频仍换工作的缘故原由是，全部的老板、同事都“欺凌”他，重要是“言语上的”，“说我学识低、素质低，骂我垃圾”，偶然也“拳打脚踢”。
暂住旅店期间，黄一川给不少人留下了“非常”印象。
“我看他有时间常常一个人坐在那边吸烟，也不知和其他人交换，看上往故意事的样子……”旅店老板对办案职员说。
另一位舍友的回想是，那一阵时常听到他一个人笑：“感觉很怪，看手机在笑，沐浴也在笑。”
对警方来说，更加希奇的是黄一川的杀人动机。
“我以为我无辜，我亏损了，在我工作的几个单元，别人都欺凌我，我要赔偿返来，要抨击返来。”在案发后警方做的第一份笔录中，黄一川如许表明本身砍杀小门生的举动。
究竟上，他与全部被害人均素不相识。假如真有人“欺凌”他，为何将小门生作为本身“抨击”的对象？案卷质料表现，他一会说，“……小孩子很弱小，没有反抗本领，我想到玉石俱焚了”，一会又说，“他们恰好出来我就动手了，谁碰上谁倒霉。”
警方感到了黄一川的非常。2018年6月29日，也就是案发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即委托司法判定科学研究院对他举行精力判定。
在无锡市精力卫生中央精力科原主任刘锡伟看来，上海警方在第一时间对黄一川启动精力判定，表现了司法的进步。
刘锡伟说，在从前的司法实践中，出于种种缘故原由，疑似精力病人未经判定即被审判并不鲜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06年邱兴华杀人案后，许多专家都以为邱是精力病人，公然号令为其做精力判定，但终极邱未经判定即被判正法刑。
因案情庞大，司法判定科学研究院除了安排该院5名法医对黄一川举行判定之外，还请了多名资深精力科临床大夫会诊。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力科主任医师王小平是到场会诊专家之一，在王小平看来，精力病人肇祸后是否会受到刑事处罚，很大水平上取决于办案职员对精力病相干知识的相识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他曾经到场判定过一起案子，医院判定杀人嫌犯没有精力病，法院判了极刑，之后报到最高法批准，“法官很锋利，看了案卷后猜疑有（ 精力 ）病，打返来让我们往看，我们一看果然有病。”王小平感觉比年来高层级法院在这方面进步很显着。
2
被害贪图
精力判定步伐启动之后，黄一川又袒露出更多的变态举动。
判定职员将这些变态举动重要回纳为三类：贪图、幻听和被洞悉感——均为典范的精力分裂症症状。
在刘锡伟看来，黄一川所说的被“欺凌”，并非真的有人欺凌他，而是源于他的贪图——他把贪图的内容看成究竟，并在此支配下作出各种变态活动。
曾做过五十多例司法精力判定的刘锡伟以为，在司法精力判定实践中，假如可以或许认定精力病人是受贪图支配作案，就可对应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力病人也将因此不负刑事责任。
黄一川的贪图内容之一，是别人都欠他钱。案发之后，警方获取了黄一川的一个条记本，上面有黄亲笔写下的数页“账单”，所涉及的人多数是他从前的老板：
傅某某（ 某计划院 ），2012年欠黄一川15万元人民币和365个耳光；
张某某，欠黄一川45万元人民币+365个耳光+一条腿……
在每一页“账单”上，黄一川都写下“欠钱不还的人都该死！！！”的字样，对于此中几名“债务人”，黄一川还曾发短信唾骂对方，让其“还钱”。
按照记载，警方找到了上述当事人，全部人都否认与黄一川存在债务纠纷或其他抵牾。
再问为何要作上述记载，黄语焉不详：“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他们脱不了干系。”
条记本上另有如许的话：“张某某（ 某修建计划院 ），欠黄一川20万元人民币和一颗眼珠子”。办案职员问及此事时，他答：“眼珠子可以不要，把20万换成40万。”
这些怪异举动在王小平看来，是源于黄一川的被毒害贪图：他以为别人“欺凌”了他，以是有任务对他作出赔偿——要么给钱，要么用身材器官赔偿。
黄一川的二审署理状师胡朝晖观察发现，黄从大学时期就有被害贪图体现。那是在大三冷假回家的路上，黄打电话给母亲说本身被人追杀，母知己以为真，便委托一个亲戚往救黄一川，亲戚见到他后，发现并没有什人“追杀”黄一川。
这位亲戚向南边周末记者证明，当年确有此事。
二审开庭时，黄一川曾“回想”他当年被“追杀”的履历：“……我买了票之后在那边坐着，由于我口渴，想往买点水喝，走到表面的时间发现有两三个人拿着刀朝我冲过来，我就没命地跑……”
刘锡伟表明，被害贪图是精力病人肇祸的重要病理性动机之一——好比一个病人贪图有人关键他，他为了制止被害，就大概接纳反制步伐用以“自卫”，他贪图的内容是不存在的，但接纳的反制步伐却是真实的。
不但“贪图”，黄一川还会“幻听”。
按他对判定人的说法，此前一两年，他被一种“噪音”所困扰。这种噪音并不固定，偶然是碗筷声，偶然是汽车叫笛声，“在你兴奋时，就发出来，就像唱歌似的。接着，另有小孩哭闹声、吐痰声，都冲你来。”
黄一川的叙述中，2018年他在故乡过春节时，这种声音更增强烈且连续，让他晚上睡不着，他曾问过别人可否听到这些声音，别人说听不到。他便以为这声音是有人刻意针对他制造的，而且使用了物理上的“共振”原理——只符合他的“频率”，不符合别的频率，以是他能听到，别人听不到。
至于别人为什么要针对他制造这种所谓的噪音，黄的表明是：“第一，妒忌我；第二，怕我变得更强盛。”而且，他以为另有“幕后主谋”，且“职位肯定不低”。
警方曾到黄一川家观察周边情况，发现并没有一连较大噪音扰民等环境。
但这种“噪音”，却让他饱受折磨。“我以为都活不下往了，身材被掏空，内脏痛。别人那么害我，我活不到30岁，我常常想，可以啊，别人让我死，我不能乖乖地让别人拿刀砍我，我不大概等死。”他对办案职员如许说。
除了被害贪图、幻听，黄一川的变态举动还包罗“被洞悉感”。
他对判定职员说，从到场工作开始，本身的事变别人知道，“他们像我肚子里的蛔虫，我想什么都知道。”
浙江精力卫生所原所长徐嗣荪对黄一川的作案动机作出如许的分析：因被毒害贪图而不与他人来往，以致5年中常为摆脱险境而忽然不辞而别地丢掉工作出走，他还因感到本身的头脑被旁人洞悉而出现不安全感和被控制感。随着贪图发展，又出现了关系贪图，以为四周人们都在毒害他，使得他苦不堪言，并坚信全中国13亿人都想要他死。作案之前，黄一川莫名其妙地以为本身活不了一年了，于是临死前对几个小门生先动手，由于他贪图这些孩子也要杀他。
3
祖母患有精力分裂症
1989年出生于湖南某县的黄一川，是张艳红与前夫黄明强的独子。二人已于2000年协议仳离，今后黄一川重要与母亲一起生存，父亲负担他的学费。
从小学习结果不停不错，黄一川曾被以为是表兄弟姊妹当中最有前程的一个。2012年他从湖南科技大学修建学专业结业后，曾两次考研究生，均以失败告终。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停跟父母说本身考上了，还说是公费。他对母亲身称“研究生结业”之后，还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年收进最少也二三十万，张艳红为此“兴奋得要死”。
黄一川还自称找了个女朋侪，女孩的父亲是交通银行副行长，乃至还说婚期已定在2018年11月，已在上海预订了婚宴，一共三十多桌。
小姨张艳青看到“女朋侪”照片后，发现女孩美丽得像个明星，本能地不信赖，“问他要合影他也拿不出来”。
母亲张艳红还听黄一川说，他在上海（ 一说在无锡 ）买了屋子，欠了不少贷款。张艳红也是将信将疑，她知道以上海的房价，儿子很难买得起屋子。
父亲黄明强早就猜疑黄一川没有正式工作。2018年3月，他曾托亲戚帮黄一川在东莞找了份工作，是家国企，黄一川开始允许往，反来又变了。“他说有工作、有单元。”
血案发生之后，张艳红才明确，儿子之前跟本身所说的考上研究生、有女朋侪、在上海买屋子之类的话，都是不存在的。
2018年1月30日下战书，出门半年多的黄一川回家过年，这也是他末了一次回家。这次在故乡，黄一川除了拿菜刀出门之外，另有一些希奇体现，好比有一次把客堂一袋垃圾用木棍挑起来往过道上扔，听到周边有什么响声都会大呼大呼。
有频频，黄一川乃至动手打张艳红。她说最早在大二放冷假时，儿子就对本身动过手，但碍于体面，她不停没跟亲戚们说。
2018年3月5日，黄一川离家4天前，张艳红感到了局势严峻——她发现儿子曾两次拿菜刀出门。在发给前夫黄明强的短信中，她告诫后者“还不器重很伤害”，并发起其跟儿子出门，看看到底什么环境，“你不想办法扭转这局面，（ 给儿子 ）找个正式单元，以后讨个妻子都成题目。”黄明强没有复兴。
除了告诫，张艳红还曾向前夫发出如许一条短信，称黄一川“看来是遗传他奶奶的精力病了，还不管，我也不想管了，你看着办吧”。
本地村委会和残联出具的证实，都称黄一川的奶奶有精力分裂病史。黄明强也证明其母患精力分裂症长达三十多年，发病时随处乱跑，还会打人。
老人已于2014年往世。黄明强说，家人也带母亲往医院看过多次，但终极没能治好。这成为他父亲和他一生的最大遗憾。
黄明强认可，本身从前猜疑过儿子是不是得了精力病，但并不是很器重。
4
从“两分法”到“三分法”
基于黄一川的家属遗传史及前述精力症状，司法判定科学研究院5名判定人认定黄一川患有精力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期。不外，判定人同时还评定，黄一川具有“限定刑事责任本领”。
作为会诊专家之一，王小平告诉南边周末记者，与一样平常人的明白差别，根据法律规定，精力病人杀人并不意味着肯定不负刑事责任，“幻觉、贪图并不一定导致精力病人杀人，现实上大部门精力分裂症病人都不会杀人。”
一审开庭时，判定人之一张钦廷出庭作证，他向法庭表明，对于精力病人的刑事责任本领，天下同一利用“三分法”，即完全刑事责任本领、限定刑事责任本领和无刑事责任本领。
“三分法”源于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而根据“79刑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司法精力判定实用的是“两分法”：要么有刑事责任本领，要么无刑事责任本领。
修订后的刑法多出了“限定刑事责任本领”这一情况。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大概控制本身举动本领的精力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大概减轻”。
据黄一川的精力判定意见书，判定人评定黄一川具有“限定刑事责任本领”的依据是：其对作案对象具有显着的选择，并未选择对贪图指向对象举行抨击，也非不加选择地抨击社会，而是颠末反复选择，以小门生作为自身“痛楚”的发泄对象，而且作案前两次往过作案所在“踩点、构思”，作案后对作案举动表现悔恨等。
王小平的观点是，如果黄一川“抨击”的人是他的贪图对象而不是儿童，那被认定为“丧失辩认或控制本领”的大概就比力大，并会因此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本领”，从而免于刑罚。
不外，在徐嗣荪看来，就其相识的环境来看，黄一川的贪图对象已经泛化，并不是固定的某个人，他乃至猜疑13亿中国都要他死，并以为儿童在成年人引导下也可以害人，并举出其在武汉乘公交车时曾“受儿童欺凌”的例子，表明他也把儿童发展成贪图对象了。
而受害人的辩护状师却以为，黄一川是反社会品德停滞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本领。据财新网报道，一位受害人的母亲不以为黄一川有精力病，来由是他之前没有看过精力科，连生理大夫也没看过。
5
从轻处罚？是“可以”，不是“应该”
得知黄一川被判定人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本领”后，刘锡伟曾经以为黄一川或可以保住性命。
他的判定依据是，1997年新刑法之后的司法实践中，精力病人行凶后，通常只有在被判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本领”的环境下才会判极刑立刻实行，判定为“限定刑事责任本领”后，仍判极刑立刻实行的环境极为稀有。
然而，黄一川一审却被上海市一中院判正法刑。王小平对此并不感到不测，他以为法院如许讯断大概有“平息（ 社会 ）抵牾”的思量，“案子影响太大了，杀的是两个无辜的孩子”。据财新网报道，受失子之痛打击，有的受害人家长患上了烦闷症。
在王小平看来，法官判黄一川极刑没有错，并不违背法律规定。
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大概控制本身举动本领的精力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大概减轻。”
但上述法律条款中用的是“可以”一词，而不是“应该”。王小平说，详细怎么判，由法官决定。
一审讯断书详述了不对黄一川予从轻处罚的来由：
“对于限定刑事责任本领的人犯罪,……一样平常予以从轻大概减轻处罚,但不能一概而论……黄一川虽患有精力疾病,但其并非在病理反应下针对贪图对象举行抨击,亦非不加选择地对他人实行暴力,而是颠末反复衡量,故意识地选择弱小的小门生为杀害对象……只有依法从重办处,才气维护公共安全、伸张社会公理,起到处罚和防备犯罪的作用。”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讯断之后，黄一川上诉，并约请状师胡朝晖任辩护人。
二审开庭时，控辩两边睁开舌战，胡朝晖夸大，黄一川是精力病发作杀人，是受病理性动机驱动，而非因敌视和抨击社会杀人。他以为此案是一个悲剧，并申请为黄一川重新做精力判定，将此案发回重审大概改判无期徒刑。
公诉构造则用四个“极其”形容黄一川作案的恶性水平：动机极其卑鄙，犯罪本领极其暴虐，犯罪结果极其严峻，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并夸大，是否对黄从轻大概减轻处罚，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而非“应当”，“也要思量案件的恶性水平、社会危害性等各方面因素”。
黄一川在二审庭审中表现本身受到“欺凌”，但否认预行刺人，乃至说本身不记得其时杀了人。“我其时玩着玩着，头脑有出汗的感觉，就什么也没想，苏醒之后感觉被许多人打，我就被扭送到公安局了。”
作末了报告时，黄一川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杀人，我对于这次发生的事变非常悔恨，非常歉意，我想尽最大积极对被害人眷属举行补偿，以补充我的不对。”
不外，法庭没有给他时机。
上海市高院终审裁定依然以为,黄一川依法不敷以从轻处罚，维持极刑讯断。
（应受访者要求，张艳红与黄明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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