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向导的CDC遇信托危急疫情后疾控改革往那边往
疫情之后，疾控改革往那边往《中国消息周刊》记者/彭丹妮 钱炜
发于2020年第7期《中国消息周刊》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一天，也是中国疾病防备控制中央(CDC)建立18周年的怀念日。与此同时，中国的疾控体系迎来了继“非典”之后的第二次大考——这是一次更为严重的查验。
一周以后，中国CDC首创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授李立明被调集重新出山，领导一批国内公共卫生范畴的骨干们，为有关部分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能支持等。
曾领导CDC战过“非典”的李立明，在被问到现在疾控体系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假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足”。
外貌的进步
李立明曾在全美排名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对于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CDC，他脑筋里有一个清楚的蓝图。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防备控制中央建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立明从中编办得到了2400个体例名额，又从天下抽调了18个业务骨干，创建起相对完备的疾控机构框架，纵然在其时尚属空缺的几个防控范畴，如性病艾滋病、结核病，都逐一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与从感染病发迹的美国CDC差别，中国CDC一出生时就有着最全面的病种研究中央，可谓是高出发点。
国家CDC挂牌11个月后，SARS暴发，让各级当局尤其是中心当局意识到疾控的紧张性。疫情事后，数百亿元资金进进到公卫范畴，从前少人问津的疾控体系，发生了巨大变革。
CDC原副主任杨维中在担当《中国消息周刊》采访时表现，他曾任主任的CDC疾病控制与应急办公室，从前不到10个人，每年经费300多万，SARS事后，职员扩充到50多名，经费增长到1亿元以上。多个高品级的生物安全实行室开始建立，高端装备不停设置，实行室检测本领、盛行病学观察本领以及现场处理本领都得到快速进步。
因此，这也才有了CDC现任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在2019年天下“两会”上的那番话。其时，高福自大满满地对媒体表现：“常常有人问我，SARS已往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大概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雷同变乱不会再出现，由于我国感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立得很好，这类变乱不会再发生。”
高福是中国CDC主任位置上的第一位院士。CDC建立18年，只有三任主任，前两任主任李立明与王宇，皆为医学配景身世，后者担当主任长达13年之久，其间发生的较至公卫变乱是2013年苏皖等地的禽流感H7N9疫情。
高福的重要研究范畴包罗囊膜病毒与布局免疫学，以流感为代表的新发、再发感染病，研究紧张囊膜病毒的分子进化特性、宿主互作模式、跨种流传机制以及病毒特异性的T细胞免疫与分子辨认等。新型冠状病毒正属于囊膜病毒，也就是说，高福团队恰恰就是中国研究新冠病毒最权势巨子的团队之一。
拥有8个院士头衔的高福，作为一名科学家无疑是乐成的。一位恒久观察公共卫生范畴的国外人士评价他说，“在牛津和哈佛担当过练习的高福非常智慧，他深受全天下的偕行喜好，作为CDC的向导者，他是一流的。”
2011年，高福出任国家CDC副主任，2017年8月，王宇因到达任职年事边界而卸任，高福接任主任。在此次新冠疫情之前，高福在CDC立下的闻名功绩，就是他主导的救济埃博拉举措。对于感染病防控，高福不停奉行“关口前移”计谋。他以为，假如非洲的疫情得不到控制，那么在环球一体化、交通高度发达的本日，埃博拉进进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题目。因此，2014年，中国CDC派出了高福领衔的团队赴塞拉利昂，资助本地开展病毒研究与疫情控制。
然而，随着武汉疫情的暴发，高福与他向导下的CDC遭遇了亘古未有的信托危急。许多人都以为，CDC把握了疫情信息却没有实时接纳处理步伐，也没有实时对外公布。只管CDC官员厥后出头做了一些澄清，但结果并不抱负。
在国家CDC员工的眼里，高福是一个乐观、外向的向导者。但他的那些“乐观”言论，在氛围告急乃至有些凝重的抗疫初期，听起来并不适时宜。好比，在仅有的两次高福露面的发布会上，他先是称“儿童不易感”，厥后很快被出现儿童新冠肺炎患者的究竟颠覆，继而他又说，“这个疫苗，我可以拍着胸脯讲，肯定会乐成。”这些言论，过后被网友们挑出来反复地转发与批评。
江苏省防备医学会会长汪华曾担当江苏省疾控中央主任、省卫计委副主任。他指出，根据《感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分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央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央都是没有权利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议支持机构，但无权决议。
一位疾控从业者对于CDC的尴尬处境很有感慨。他说：与火线大夫相比，CDC没有处方权，说构造和谐，CDC又没有下令权。CDC能做的，就是共同上级指令做好疾病防控，在实行室里做文章。疾病控制住了，各人的核心都在火线大夫身上，疾病没控制住，板子又打到CDC身上。
从2003年建立伊始的风光无穷，到2020年遭遇“群殴”，中国疾控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质的退步
2002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防备医学专业结业后，徐晓奇来到了北京市崇文区疾控中央工作。当时候，这里还不叫疾控中央，它有一个“老古董”的名字，叫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站体系始于1953年，1990年代以后增长了慢性病防控，但最焦点的工作是感染病防治和疫苗接种。
防疫站有两大职能，一是与康健相干的疾病监测、控制、宣传等，另一部门是行政监视的工作，好比发放卫生允许证。但在2003年，这里更名为崇文区疾病防备控制中央，卫生防疫站的职能一分为二，与康健有关的工作留在疾控中央，卫生执法、行政监视的工作则划到了卫生监视所。
这轮改革始于2001年。那一年，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疾病防备控制体制改革的引导意见》，明白了各级疾病防备控制机构的职能与使命，将原省、地(市)、县卫生防疫站被赋予的卫生执法、监视功能团体划出，有关卫生奇迹单元中的疾病防备控制、公共卫生技能治理和服务职能会合，增长了防备控制慢性病等功能，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病防备控制中央，疾控中央的行政权自此被分割出往。
从中国疾病防备控制中央建立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机构就天赋不敷。李立明表明说，从最初建立开始，CDC就是国家卫生部直属奇迹单元，没有行政权。国家卫健委下面另有一个疾病防备控制局，是行政部分，中国疾病防备控制中央则是业务部分。“其时，我们已启动卫生部疾控局与国家CDC整合的方案研讨，也已与中编办进进论证阶段，后因SARS疫情而制止了。”李立明回想说。
这一停滞，造成了CDC在今后数年里的进一步倒退。
在崇文区疾控中央时，因有疫苗贩卖的大头收进，徐晓奇的工资偶然能到一万多。厥后，他调至国家疾控中央工作，只管已是中级职称，2010年时的月工资反而降了6000多元。
这是由于，2012年，国务院推行奇迹单元改革。任务教诲、底子科研与公卫等提供根本服务的奇迹单元分别为公益一类。李立明表明说，“公益一类”就是国家给什么钱就用什么钱，完成国家疾控使命，不答应开展服务性的、收费的项目。“原来中国防备医学科学院(中疾控前身)是公益二类，国家是差额补贴，剩下的钱可以本身往挣，好比靠体检、社会检测服务挣些钱，发绩效工资，能对各人的积极性有一个保障。”
除了收进陡降，CDC的职称提升也按体例比例被严酷限定，提升通道也堵死了。那几年，徐晓奇感到身边脱离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也在2014年跳槽往了企业。
对此，中国疾病防备控制中央盛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指出，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央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他还透露说，近些年，北大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结业生，到疾控体系来工作的只有2%，乐意选择这里的多数不是重点院校结业生。“但现实上，我们必要的人才是高素质的，要相识国表里动态而且有很强的奇迹心。”
不但疾控从业队伍缺乏稳固性，公卫的人才储备也境况堪忧。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郝元涛告诉《中国消息周刊》，近些年，第一志愿报考防备医学专业的同砚，所占比例最高也不凌驾30%～40%，有不少都是调度过来的。别的，防备医学专业的良好结业生选择疾控机构的很少，他们宁肯往医院做院感、科研大概往一些相干的辅助科室。
王宇曾表现，固然在理论上，全民康健被放到统统的优先和统统的底子，但在实践中，还难以见到落实的踪影。以财务付出为例，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原党委书记曾诚指出，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使命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而到了2019年，这笔预算降落到4.5亿，同比降落14.9%。
2019年4月，天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提出，要高度器重疾病防备控制体系职能在奇迹单元改革中被弱化的风险。他的陈诉同时指出，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不停没有可以或许得到改正，公卫医师数目不敷且呈逐年淘汰趋势，人才队伍相对单薄，与“防备为主”的方针不匹配。
一个典范的例子是辽宁省2018年的疾控改革。在省级层面，辽宁省疾控中央得以保存，但地市级层面却出现了差别的整合方案，好比，在沈阳市，疾控中央与卫生监视所等机构被整合为市卫生康健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央；但在抚顺市，疾控中央并进市大康健财产研究院。
对此，汪华就表现，“如今各人都在怪CDC，就像疫苗一失事，要追责就先把疾控中央的主任撤掉，这是毫无原理的。我们老同道都开顽笑说，还不如回到原来的防疫站，当时候监视和监测职能放在一起。如今行政治理权没有了，什么事变都要看同级的卫生行政部分怎么决议。”
2017年，国家CDC主任王宇在研究生结业仪式致辞时也不无伤感地表现，“各人结业的机遇，有些生不逢时，没有新发感染病出现，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变乱——也正因此，‘公共卫生’‘疾病防备控制’，渐渐被社会忘记了。这应了‘飞鸟尽，良弓躲’的老话，派不上用场的时间久了，人们就忘记了。”
改革体制，但不但仅是体制
“在全天下许多国家，卫生部的英文名字就叫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就是公共康健部。但我们国家原卫生部的英文名字叫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把public给往掉了。现实上，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分的职能，就应该是公共卫生即公众康健的治理。”李立明如是说。但现实上，中国的卫生治理部分将尽大部门重心放在了医疗机构的治理上。李立明夸大说，体制的改革并非是破解当前中国公卫体系局面的全部暗码，在改革体制的同时，更紧张的是观念的变化题目。
在学界，公共卫生的界说是通过有构造的社会积极来防备疾病、延长命命、促进身心康健和服从的科学和艺术。狭义的公共卫生即指疾病的防备控制，其支持学科是盛行病学。美国CDC前主任费宁静(Tom Frieden)克日撰文指出，公共卫生，而不是医疗服务，在已往的20世纪里负担起了天下康健最大的责任，这些步伐范围广泛，包罗控烟、疫苗、清洁用水等等。
然而，一位盛行病学传授开顽笑说，公卫范畴从业者生存在悖论里：清除了某种疾病，本身也就失往了存在的代价。李立明也很猛烈地感受到这种规律，“防备医学、公共卫生现实上是一个‘自毁长城’的队伍，你的防备工作做得越好，就越得不到社会和当局部分的器重。”
费宁静以为，要实现各个层级的公共卫生构造的服从最大化，最紧张的五个要素包罗：充足的资金、数目富足且优质的人才、与其他医疗机构实体之间精密的接洽、有用的沟通以及政治支持下的技能独立。
对于末了一点，费宁静表明说，美国CDC是离总统只有两步之远的联邦机构(中隔断着卫生部长——编者注)，有相称大的独立举措自由，疾控中央的技能专长在美国和环球、当局表里都受到恭敬。他表现，“作为CDC主任，在关键的卫生题目上，我曾向奥巴马总统报告。这种与当局最高层直接打仗的方式赋予了美国CDC权利，并确保公共卫生在国家层面得到优先器重。
怎样改革体制？多位公卫专家的想法是肯定要给予疾控机构以行政权利。就像消防一样，在疫情的处理中，有本身的决定权、处理权。对此，李立明形象地比喻说，“不大概高楼救火，我开着车到那一看，先叨教上级说我们有什么方案，等上级批了我们再往救火吧？”详细来说，他盼望，疾控体制的改革可以参考如今的中医药治理局与药监局，未来中疾控回国务院直属治理，建成一个具有行政治理和专业技能支持的国家疾控治理局，进一步增强疾控部分在处置惩罚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脚色与职能。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盛行病学资深终身传授张作风对《中国消息周刊》表现，在中国，疾病防备控制中央这些年来的经费是不停降落的，由于是奇迹单元，也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有收进，疾控职员的收进也大大降落。“以是许多疾控中央比力精彩的年轻人才外流了， 如许一支队伍是不是可以或许有用地控制疫情，照旧有一些疑问的。”
张作风以为，要增强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很紧张的一点，要把疾控体系酿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和美国疾控中央一样。“美国疾控中央，第一，可以向外发布数据，第二，有权公布告急状态，来开始举行疾病防控。以是我发起把疾控体系纳进当局轨道，酿成一个独立的当局体系，由疾控中央来负责急性感染病和慢性病的控制，如许可以捉住机遇，实时动作，可以把疾病清除在最开始时的抽芽状态。”
安徽省疾控中央原主任任军表现，疾控有很好的传统，不能容易放弃。好比，已往有一条规定是，疾控单元的一把手，必须是公共卫生专业本科结业的专业人才。但如今似乎又没有对峙这个规定了。
“这次疫情里，现场处置惩罚了很多多少干部。实在许多地方的卫健委，一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配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诲配景，这是我很受惊的，由于这是一个必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持的岗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盛行病学传授姜庆五说，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种题目，都与这种“不是专业的人却在做专业的事”的征象有肯定关系。
相较而言，李立明先容，美国全部的州卫生局局长一样平常都是医学博士(MD)加公共卫生硕士(MPH)，这是卫生治理最佳的学历配景。“据我相识，美国医学院校里的医学博士(MD)中约有四分之一拥有MPH学位，表现了对公共卫生专业的器重和在美国卫生保健体系中的职位和作用，公共卫生专业实在是一个比力遍及的职业教诲。”他说。
不外，这种观念的变化既是行政体制上的，也是公众层面的。好比，他举例说，新发感染病出现以后，它对全部人应该都是易感的，不应该说哪个人群易感；呼吸道感染病，怎么大概不出现人传人？只是时间早晚的题目，假如临床大夫乃至社会公众，可以或许具备这些知识，那么新冠肺炎早期防控不至于到这个局面。
费宁静指出，每个国家都必要具有防备、发现和有用应对疾病暴发的本领，而且国家越大，这方面必要的资源就越多。
中国国际经济交换中央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克日就撰文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如许一个公共卫生变乱所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丧失，以是用5到10年时间投进几千亿元来创建和美满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黑白常值得的。
美国CDC前主任费宁静撰文指出：“中国已经做出杰出的积极来明白和遏制新冠疫情。非典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变得更增强大。像我一样在环球公共卫生范畴工作的人们盼望，正如SARS使得中国强化疾控体系职能和资金投进一样，当前的环境可以或许催生中国公卫本领的又一次指数级奔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晓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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