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者｜陈江：细阐明代江南文人一样平常，为何他们最心仪这三个行止？--上观 ...
【编者按】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江南文化有不少研究。江南文化虽属地区性文化，但宋代以后，中华传统文化在江南保存得最完备，大概说精华部门在江南保存得最多。那么这一文化给后代带来了哪些影响？华东师范大学陈江传授聚焦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生存寻求，从一个侧面显现了江南文化的特质和独特地义。以下是他在“东方讲坛·头脑点亮将来”系列讲座上的演讲。本日非常兴奋有这个时机，与各人讲讲古代江南文人的一样平常生存。由于时间有限，我重要以明代中后期为例。选择这个时段，是由于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生存寻求很有典范意义，对后人的影响也特殊大，不停到如今，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江南文化与江南文人
起首，我想谈谈人的生存寻求题目。差别的阶级，差别的人群，对生存的寻求不尽雷同。好比，有人以为，吃喝玩乐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最高的地步。也有人以为，琴棋字画才是真正的、抱负的生存兴趣。可见，人们的生存寻求是不一样的。
古人曾说：“食色，性也。”人们在生理和物质生存上的寻求有其合法性、公道性，而且晚明江南人士在衣食住行上的寻求，另有突破传统礼制束缚的进步意义。但人生是不是就应该停顿在这一阶段？这是必要思索的。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指出，人的本质与一样平常动物根本的差别，就在于人能从事文化上、精力上的无穷创造运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高尚的、有抱负的人，不能仅满意于衣食住行的物质享受，还应该有许多精力上的寻求。我们从江南文人的一样平常生存中，可以显着看到这种精力上的寻求。
为什么要专门讲江南？自南宋以来，颠末频频经济中央和文化中央的转移，在天下范围内，江南地域不但是经济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而且成为文化上的高地，是文人大概说知识阶级高度集聚的人文集合之地。以是说，江南文化虽属地区性文化，但在中原陷落的危急关头，存续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汇聚了中华文化的英华，由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后期的范例代表。某种水平上可以说，宋代以后，中华传统文化在江南保存得最完备，大概说精华部门在江南保存得最多。正由于云云，江南文人的很多新动向、新寻求，包罗精力生存方面的寻求，影响每每及于天下，以致在汗青上都产生很大影响。
必要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所寻求的那种特别的、具有高度文化品位和艺术审美性的生存情趣，既是生存文化发展演进的产物，又与特定时空的政治、社会条件密切相干。接下来，我们简朴谈一下其时的汗青配景。
江南文人面对的两重压力
明代的江南虽是天下的经济重心和人文集合之地，但江南文人群体却面对着一种特别的“生存逆境”和空前的生理压力。
这种生理压力的一个方面来自明朝天子的刻意打压。朱元璋对江南文人的猜疑和贬抑是诸多史料明白纪录的。他下令苏、松、浙江人士禁绝到户部当官，科举测验也对江南学子作了不公正的限定。他与儿子朱棣曾多次将江南的富户，此中包罗很多文化世家，大量迁往北方，产业全部充公。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当上天子后，更是对江南的文人士医生肆意杀害。朱元璋、朱棣以后的明朝天子，每每对江南的文人士医生也有很深的私见。
生理压力的另一个方面来自富商巨贾的挑衅。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已成为天下工贸易最发达的地域，工商阶级敏捷崛起，由此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更。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市场上得到极大乐成的富商巨贾，不但成为众人倾慕的对象，也使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品级重新编排了序次。商贾的职位有所上升，而士的职位却不停降落。翻检明代的逸闻、小说，穷秀才在商贾眼前低声下气的形貌，可谓触目皆是。因此，不说布衣百姓的慕商、崇商，即便是闻名文人，也不时发出“士不如商”的感叹。
本来自视甚高的江南文人，此时的生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政治生态的恶化和社会职位的滑落，使他们的心态陷于空前的复杂和窘困，并因此而产生极重的克制感和危急感。仕途崎岖、官场邪恶、屡遭贬抑、动辄开罪的政治情况，致使浩繁江南文人从心底生出了对官场的厌倦，产生了退隐闲居的向往。
不外，大多数的江南文人并不以为“思隐”就必须山居野处，灭迹都会。他们以为，最高妙的退隐，是隐于朝市和留司的“大隐”“中隐”，只要志在于隐，无须异于凡人，匿迹深山，若能自持其“心”，可不拘其“迹”，故可亦仕亦隐、心隐身不隐，山川林泉、莺啼燕语之类的隐居兴趣，完全可在治园修亭中求得，书斋园林、诗书茶酒，无不可隐。由此可见，江南文人自有其独特的隐逸观念和隐逸方式。他们寄情于精力上的“世外桃源”，游园观景、鉴书赏画、焚香品茗，寻求一种清闲适意、幽静高雅、艺术化的生存情趣，并借此均衡满心的失落，消磨胸中的块垒。
固然，江南文人刻意寻求这种特别的生存情调和品位，另有别的一层深刻的含意，即以文士特有的“清雅”来排拒商贾的“卑鄙”。面临穷奢极侈、挥金如土的富商巨贾，江南文人的心田是痛楚而复杂的。在社会已发生巨大变更的环境下，无论经济气力、物质生存，照旧拜金主义盛行之下的世俗评价，文人皆难与富商比肩，那么，以什么东西来自我标举呢？能让士人孤芳自赏，维持其心田的自负、自大、自傲，并在肯定水平上仍能得到社会认同的，唯有其独具的文化素养。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江南文人刻意提拔了一样平常生存中的文化含量，期盼以一种品位幽静高雅、布满文化意趣、高度艺术化的生存方式与商贾的“粗鄙低俗”相抗衡，从而满意其心田的良好感，厘清日益肴杂的“士”“庶”之别。
由此可见，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将他们的一样平常生存，趋向于艺术化、风雅化、高雅化，现实上是在特别的时空条件下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特别的生存样式。
江南文人最心仪的行止
明代江南文人在一样平常生存中的特别寻求，详细体现在很多方面，不外，从现今保存的文献资料和绘画作品看，他们最心仪的三个行止是园林、书斋和茶寮（跑堂）。这可视为江南文人精力生存最紧张的栖息之所。
起首讲讲园林。
前面讲到江南文人的“退隐”之思，实在是与其时的实际生存相辩论的。我们知道，宋代以来，中国开启了都会化的历程，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域的都会化程度已到达15%左右。据估算，江南八府其时的生齿约有2000万，也就意味着城镇住民约莫有300万。以是说，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域的“城居”征象颇为盛行，文人士医生也多到城中居住。“城居”可以享受都会生存的便利，不管是走亲访友、雅集唱和照旧一样平常生存，都很方便。但都会的嘈杂哗闹又对文人的生存情趣构成了干扰。既无法离开都会，又时时迷恋墟落，怎样办理这个题目？于是，园林蓦地而兴。若能构筑一处园林，模拟并浓缩墟落中的小桥流水、莺啼燕语，将悠然闲适的生存情况搬到都会中来，如许，既可得到都会生存的便利，又可常常享受墟落生存所给予的安宁和安谧。园林的妙处就在于此。这也可以表明，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域，为什么园林特殊郁勃。我做过一个统计，仅苏州府一地，明代构筑的见于文献纪录的闻名园林即有100多座，不太闻名或未被纪录的，肯定另有许多。
除了文献纪录，明代绘画中也有很多刻画江南园林的作品，沈周的《魏园雅集图》就是此中一件名作。该图刻画了沈周等五位苏州名士造访友人魏昌，在魏故里林中雅集的情况。众人在园林中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沈周以浑厚苍润的笔墨刻意营造出一种山峦林泉之间特有的“野趣”，借以体现江南文人钟情于结庐凡间的情怀。各位名士都在画上题诗抒怀，魏昌还题跋记述了雅集的颠末。于是，这幅画不但成为美术史上诗、书、画俱佳的佳构，而且为后人留下了江南文人醉心园林的逼真写照。
但构筑园林是很费钱的，有本领造园的究竟是少少数人。无力造园怎么办？古代人们建宅造房，前后总有一些空隙，形成大巨细小的庭园，明代江南也不破例。于是，很多人在屋前屋后辟出几个平方，种点花花卉草，堆几块山石，也可营造出更小、更浓缩、更模子化的“墟落景观”，从而将本身的精力寻求拜托在这些景观上。比方，文学家回有光在其名作《项脊轩志》中，即形貌了书屋之前的小型景观。
假如连这个也做不到，怎么办？那就摆弄盆景，这可视为最小型的“墟落景观”了。为什么盆景在明代中后期的苏州、松江等地非常盛行，有很大的市场，以致贩运、出售盆景成为非常时尚的一个财产，原理就在这里。
其次谈谈书斋。
读书人每每都有本身的书斋，而且读书人对本身的书斋是高度器重的。为什么？由于书斋是他们精力生存的一个紧张行止。现今保存的大量明清文献中，江南文人每每论及本身的书斋，此中不少还专门谈到书斋的构建、装饰、部署，以及此中的躲书、文物和各类文具。江南文人都以为，书斋是精力享受、文化创造的地方，以是千万不可部署得富丽堂皇、金碧光辉，而应凸显出文化品位和学术素养。
江南文人多将书斋视为本身的出处和回宿，不少人赴京当官时，仍对本身的书斋乐不思蜀，并时时期盼，不久的未来能辞官返乡，回到本身的书斋中往。此类叙述在江南文人的文会合常常可以看到。
回到书斋做什么？固然是读书，欣赏古今的经典名著，另有就是观赏本身收躲的文物。比年来的研究展现，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鉴躲字画、碑帖、铜器、玉器、瓷器、古版图书等各类文物的风气极为郁勃。文物观赏集学术研究与文化消遣于一身，各类文物高度的艺术代价、学术代价，对具有博识文化素养的文人而言，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那些“俗吏”“俗贾”，天然无法窥知此中的奥妙。因此，江南文人多以观赏文物来标榜本身的幽静高雅，于是，个人或与同道挚友一同品鉴古董成为江南文人精力生存的紧张构成部门。晚明的松江名士陈继儒曾在《岩栖幽事》一书中写道：“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显然，在江南文民气目中，天朗气清，有好友来访，步进书斋，取出收藏的文物字画一同欣赏，实为人生最大的快事。反之，假如不是同舟共济、深得敬重的诗友、文友、书友、画友、文物躲家，那就尽对进不了江南文人的书斋。在书斋中观赏图书、文物的景象，不但见于文献纪录，绘画作品也有所体现，闻名画家仇英、尤求都有这方面的画作。
末了说说茶寮。
我国饮茶的汗青非常久长，根据文献中比力可靠的纪录，巴蜀一带早在西汉时期已有饮用茶叶的征象。汉地文人雅士饮茶约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饮茶渐渐成为一种风俗，盛行于朝野。宋代，饮茶更为遍及，茶叶已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至明代，饮茶风尚发生了具有划期间意义的庞大变革。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已经消散，制作穷极精良的饼（团）茶为更靠近天然的条形散茶所代替，先前的研末、调膏、煎煮而饮，此时酿成直接以沸水冲泡的瀹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在讲求茶叶、茶具、水质等物质条件的同时，更注意品茗的情况与氛围，寻求一种极具美学意趣的艺术化的饮茶方式，从而将传统的茶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有关饮茶的叙述使人显着感觉到，在江南文人看来，饮茶不但是一种物质享受，更是其独具特色的精力生存的构成部门，是其悠然闲适的生存情趣的典范表现。为了寻觅一种幽静高雅的品茗意境，文人士夫对饮茶的场合极为讲求，每每辟有专门的跑堂、茶寮。在他们心目中，唯有“凉台静室，明窗净几，僧寮道院，竹月松风，晏坐行吟，清谈把卷”（陈继儒《陈眉公秘笈·茶候》）的情况，才气到达品赏香茗的最佳地步。由于饮茶是清事、雅事，江南文人对同饮之人也有所要求与选择，并非任何人皆可聚饮共赏。陈继儒明白提出，只有“翰卿书生，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而超轶世味者”（陈继儒《陈眉公秘笈·茶侣》）才气成为真正的“茶侣”。为保持品茗时的幽静安谧，江南文人对同饮的人数也予以限定。陈继儒即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陈继儒《岩栖幽事》）在饮茶的过程中，江南士人还刻意营造清雅闲适、超然物外的氛围，注进文人特有的精力寻求和审盛情趣，现实上已将品尝香茗提拔为一种生存艺术美的创造与观赏运动。
同样，明代江南文人的饮茶风尚不但见于大量的文献纪录，绘画作品也有非常逼真的刻画，如文徵明的《品茶图》、仇英的《松溪论绘图》等，都刻意体现了这种江南文人的品茗意境。
江南文人的文化创造及其汗青意义
明代江南文人创建的那种新的生存样式，包罗那些特别的生存向往和精力寻求，应该说，是具有深远的汗青意义和文化代价的。从生存文化自己的发展看，他们为人们一样平常生存的很多方面，如衣食住行、社会来往、文艺创作、休闲娱乐等，提供了不少新内容、新品位，对后人影响深远。不外，在我看来，更故意义的好像是另一方面。
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角看，江南文人以知识阶级特有的情怀志趣，与浑浊的官场保持肯定的间隔，以其独具的文化素养，反复厘清“清雅”与“低俗”的差异。与此同时，知识阶级的自发意识现实上也因此不停被触动和唤起，这中心就包罗着中国古代士阶级的群体风致，即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高度的汗青任务感、社会责任感和文化继承精力。在独裁皇权趋于极度、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状态下，不少文人学士正是依附标榜狷介和孤芳自赏，保存了几分自负、自大、自傲，持守了知识阶级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利和款项的淫威。
明末清初头脑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世风》中说过一段非常闻名的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所说的“天下”，我的明白，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尤其是这个民族共同体信守的文化准则。顾炎武作为江南知识阶级的代表，正是以高度的汗青任务感、社会责任感和文化继承精力发出号令，当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准则遭侵占、被颠覆时，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自告奋勇，勉力抗争，搏命保卫。顾炎武的这段话实在代表了江南人士比力广泛的熟悉。这种熟悉在关键时候就会发挥紧张作用。明清鼎革之际，以身殉难的，以江南的文人士医生为最多。清军下达“剃发令”后，江阴、嘉定的士人与大众浴血奋战，搏命反抗，也与文化自发和崇尚气节密切相干。我个人以为，这正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精力、中华文化之文化精华的一种详细表现。
（整理人：王珍。刊发前作者在原讲稿底子上作了增补修改）
【头脑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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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江，华东师范大学汗青学系传授、博士生导师、古货币博物馆馆长。重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江南地区史等方面的讲授与研究，著有《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存》《晚明江南人士的地方意识与分权头脑》《明代中晚期的礼节之变及其社会内在——以江南地域为观察中央》《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躲及其审美意见意义》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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