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管理体系和管理本领处于什么程度？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2019年的10月，对于新中国来说意义庞大。
10月1日，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阅兵式在北京举行。同月28日-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届中心委员会第四次全体集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心关于对峙和美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本领当代化多少庞大题目的决定》，推进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本领当代化，被视作全党的一项庞大战略使命。
怎样明白管理当代化？相应的权衡尺度有哪些？我国当前的管理体系和本领处于什么程度？四中全会公报中涉及港澳台的要点又该怎样解读？观察者网专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公共治理研究中央主任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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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心委员会第四次全体集会（资料图/新华社）
·怎样明白“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本领当代化”
观察者网：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对峙和美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本领当代化的总体目的是，到我们党建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显着成效……”叨教怎样明白制度“定型”？“定型”和“美满”、“发展”是怎样一种关系？
房宁：一个制度是随着实践不停发展而发展的。它并不泉源于人们的观念，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计划。固然，不清除有一些理论的探究，但从根原来讲，制度照旧通过实践探索得来的。也就是说，制度之以是能成为制度，得看它可否在实践中行得通——作为政治学者，我把“可否行得通”作为权衡制度是否建立的一个尺度。
开国70年以来，我们的制度在不停地探索，也履历了许多曲折。在前几十年，我们的制度履历了不少升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特殊是进进新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层面上的制度才渐渐成型。
拿和每个人相干的税收制度来讲。在改革开放从前，我们当局税收没有一个定型的制度，当局收钱都是收各种用度，没有制度化，缺乏法律依据；直到1994年以后，特殊是1998年前后，中国现行的税收体制才渐渐创建，其时叫“费改税”，也就是税费改革；1998年以后，尤其是进进新世纪以来，财务制度、税收制度才日渐成形；又颠末快要20年的发展，如今比力定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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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末实践查验的制度，末了生存下来，我们称之为“定型”。以政治制度来讲，十六大上提出“三同一”，即党的向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同一，颠末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不停发展美满，然后就定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成型，主客观上同一了。
固然，纵然定型了，也不意味着一成稳定；而所谓的“更加定型”，便是指与时俱进，随着期间的发展，随着题目、抵牾的出现，随着政治实践的必要，不停调解、发展。
观察者网：是否可以明白成，“定型”是建立一个大的框架，而后续“发展”、“美满”雷同打补丁？
房宁：对，就是根本框架稳固下来。“定型”体现为制度的稳固性，而“美满”“发展”则是常态。
观察者网：全会公报中多次提到“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本领当代化”。“当代化”的权衡尺度有哪些？
房宁：这是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概念，而这个概念的提出和我们制度的定型也是有肯定关系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表明，所谓的管理，就是我们国家制度的实行过程。制度的运行表现为国家的管理，但国家的管理又不简朴地等同于制度，它还包罗一系列详细的步伐和做法。
而所谓“当代化”，就我个人明白，它有两个寄义，第一它是顺应当代化过程的。汗青上也有管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治国理政的高手，但那些管理是顺应其时中国农业社会的；而如今的管理，是顺应当代化历程的管理体系，它的对象、情况都和当代化有关。
假如进一步延伸，中国如今的管理和天下上许多国家的管理存有相似性，大概可以说，汲取了人类管理文明的英华。当代化不是中国独占的，大多数国家，特殊是西方国家，都是实现当代化的当代国家。固然我们和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社会管理的程度总的照旧比力高的，这也意味着此中有一些可以供我们鉴戒的。
再有就是尺度。从中文语言来看，我们一样平常提到“当代化”，意味着一种尺度。好比我们会说，“你这东西成老古董了，不是当代的。”而管理当代化，便是指管理体系能到达当代社会的要求。社会秩序精良、生存富裕、政治民主、天然生态调和等等，这些都属于管理当代化的尺度。能到达这尺度，就意味着实现管理当代化了；达不到，继承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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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泉源：《航拍中国》第二季
观察者网：依据这些尺度，我国当前的管理体系和本领处于什么程度？
房宁：我们国家如今的管理，起首照旧要肯定的，当前也有不少人在讲“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不能说西方完满是乱的，但至少可以说，就全天下来看，特殊是在发展中国家范畴来看，我们国家如今的管理照旧取得了很大的结果的，总的管理是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
固然，我们如今另有许多题目，许多方面并不规范。好比现有司法体制中，一些法律的实行常引发社会争议。别的，如十九大陈诉所说，我们的管理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实的题目。像北上广深杭这些大都会的管理相对有秩序，而到了一些地方，就不是那么有序了，这是不平衡的体现。
观察者网：全会夸大，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体系具有13点明显上风，也提出把我国制度上风更好转化为“国家管理效能”。您以为此中转化的关键是什么？
房宁：我以为关键是要更增强调规范性。当局是我们国家、地方管理的主体，以是要思量进步当局施政的规范性。没有一个当局是不管事的，而管事的原则，许多是所谓的“该管的管，不应管的不管”。但搞欠好，酿成“该管的不管，不应管的瞎管”，这就是题目。如当局要为市场提供羁系、服务，而不是设置停滞，这都是当局要做的紧张事变。
别的，从管理来讲，另有一个转化，就是如今讲的“共建共治共享”。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整个国家社会的管理中，一方面要发挥当局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发挥社会的作用，包罗社会构造的作用。
各人也都能感觉到，我们当局有些管得好，有些管理另有待改进。如在贸易、生产、技能范畴，常常是企业故意见，当局也叫苦连天。现实上，我们看国外的履历，许多贸易、技能的治理和行业的尺度，都是由这行业自身的商会来订定、实行的。这就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共同，而我们如今在这方面发挥得远远不敷。
我们如今也有许多所谓的群众团体，我也打仗过一些。就我所知，许多社团现实上并不具备相应资质，乃至从主观来看，他们也并不是想发挥本身的技能上风、老手知识上风为行业服务，有的就是一些退休了的人在搞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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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国内的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可以或许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们的管理就会更加美满；若转化不成所谓的“管理效能”，乃至大概在当局和社会之间制造抵牾。
·解读港澳台
观察者网：许多人留意到全会公报也提到，“必须严酷依照宪法和根本法对香港特殊行政区、澳门特殊行政区实验管治，维护香港、澳门恒久繁荣稳固。创建健全特殊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实行机制。”思量到已连续半年之久的“修例风波”以致更早前的“23条立法”，您以为在香港“创建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实行机制”时，应做好哪些思量？今后中心的对港政策应留意什么？
房宁：十九大陈诉中提出“三大攻坚”，第一就是“防范化解庞大风险”。如今关于风险有两个说法——“黑天鹅”和“灰犀牛”，而香港本年出现的“修例风波”出乎我们的料想，就是所谓的“黑天鹅变乱”。
通过这次的“修例风波”可以看出，在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固发展，现实上黑白常困难的。香港社会管理出现了很大的挑衅，这题目要办理，要从制度动手，订定、美满一些根本的法律。你提到的涉及国家安全的“23条”就是此中一个很大的题目。从管理角度来讲，香港的工作还远远不止于此，当局的管理、社会的管理都要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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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人用镭射枪疯狂射向警员（图/至公报）
观察者网：如今的题目是，各人都意识到管理有缺陷，制度要推行，然而在香港推行不下往。您以为如今应该怎么做？
房宁：起首，中心提出平暴治乱。也就是说，香港社会想稳固下来，不能继承在街上出现打砸抢，根本秩序得先规复。
第二， 要规复社会对话。不容否认“修例风波”有境外权势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把香港这次风波完全回结为受外部权势挑唆；从根原来讲，辩论是由香港社会内部既有抵牾、题目所导致。以是，照旧要搞清晰香港社会内部毕竟存在哪些题目，社会差别群体有什么困难或诉求。
第三，要增强沟通。一个是香港社会内部差别群体之间的沟通；一个是香港当局以致中心当局与香港社会各个阶级的沟通。各方通过协商，不停扩大共鸣，通过民主的办法找到办理题目的方案，规复香港的稳固，进而推动香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我发起特区当局乃至是中联办，应该构造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研究课题组，真正深进地观察研究香港社会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题目，然后给特区当局和中心提供决议咨询。香港社会可以在特区当局的主持下举行广泛的对话，往寻求相互的明白，末了形成共鸣以办理相干题目。这些题目中，也包罗相干法律的订定和实行。
观察者网：您提到“民主的办法”，但是从这次香港地域区议员的推举来看，好像香港社会底层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房宁：这次香港区议会推举效果确实反映了香港的主流民意和如今特区当局、中心当局的一些方针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以为这并不可骇，民意也是在不停变革的，我信赖最大的民意照旧盼望香港过上好日子。信赖这一点也是香港平凡市民、特区当局、中心当局以致天下人民的共鸣。穷吵恶斗是办理不了题目的。
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这不意味着两边的抵牾辩论是永世性的，现实上抵牾能袒露出来，离抵牾的办理是近了一步。
观察者网：澳门本年迎往返回20周年，您以为澳门关于“一国两制”实践的乐成履历有哪些值得总结、连续，或可供香港参考？
房宁：近来这些年我不停在做澳门和香港的研究，确实有一些比力。固然，香港、澳门不能简朴作比力，究竟澳门很小，其汗青、社会环境和香港有很大的区别。抛往这些不说，从社会体现来看，澳门社会只管也有一些本身的题目，但社会比力稳固；其次，澳门的社会感情、主流民意与本地较同等。我和许多澳门群体打仗过，对此我深有领会。
详细说来，如今香港一部门激进青年乃至表现出一种分离倾向，固然我信赖这也是他们一时糊涂，成不了什么天气；而你往澳门看看，这点无从谈起。某种水平上，雷同香港如许的贫富差距题目在澳门也是存在的，但是澳门社会各个阶级照旧爱国的，对于离开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回回故国，他们是认同的、热爱的，在爱国爱澳这一题目上，他们是有高度共鸣的。我以为这是香港和澳门很大的一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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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澳门乐成的履历，固然我做了不少观察研究，但我也不敢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我个人感受说一点，就是澳门的社会构造特殊发达。澳门的社会管理，很大水平上是通过社会团体的自治实现的。
在澳门，社团总数从回回之初的几百个发展至今逾8000个，此中包罗多种范例，犹如乡会、商会、社会志愿者服务机构等等，他们在澳门社会里发挥了特殊大的作用。这大概和已往的汗青传统有关。葡萄牙总督府不太管社会事件，以是澳门社会不停有自治的传统，而自治的实践就孕育出广大的社会构造，进一步实现社会自治。整个澳门社会的运作是很有序、很调和的，这是澳门的一大特点。
香港社会没有澳门如许的体系，一说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常搞抽象的代价上的讨论，好比“什么是民主？要不要民主？”“什么是自由？要不要自由？”。他们喜好在这些题目上揪扯不清。然而，民主、自由这些题目非常复杂，很大水平上说不清晰，以是香港不停陷进政治争拗。
澳门很少有人往评论什么政治题目、顶层题目，由于题目在下层都办理了；而在香港，他们盼望起首从理念上，从团体顶层计划上办理题目，但是下层题目办理不了跑到顶层，而顶层题目争论不休，也办理不了，末了越搞越乱。
澳门、香港这两个社会，你别看它们离那么近，都说广东话，都曾是“殖民地”，也都回回了，但现实上两方社会体系是不一样的，乃至某种水平上是相反的。
观察者网：除了港澳，公报也提到“要刚强推进故国宁静同一历程，美满促进两岸交换互助、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步伐，连合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同一。”就现在台湾政治近况来看，同一题目好像越来越严重。您以为我们要怎样多连合台湾底层大众？
房宁：我是附和这一方针的。海峡两岸的宁静同一是汗青大趋势，对此我是乐观的。
我也做过许多关于台湾的研究，我本身自己也是“海研会”（全称“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理事。作为学者，我打仗、采访过蓝绿两边，深进访谈过施明德、许信良、陈明通这些代表性人物，也访问过连战、宋楚瑜、吴伯雄、吴志扬等多位蓝营人士。对于台湾民间，我也有肯定的相识。
对于台湾，我们起首要肯定台湾在当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究竟它位列“亚洲四小龙”。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也从台湾学了不少东西，好比学习他们的外向型经济；别的，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也对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持的作用。我们不能由于如今本身发展了，团体程度逾越台湾了，就忘了已往的事变。
不外如今，究竟大陆发展起来了，整个天下的格式也在变革，台湾作为一个小的经济体，它将来很大水平上和大陆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我以为台湾上下也都是认同的。
我们和台湾的来往，可不但是富了部门台商。台湾很小，就2300多万人，和大陆来往的影响，仿佛渗出到台湾全部地方，渗出到台中、台南，渗出到阿里山。像阿里山、日月潭，已往因处深山老林，经济不发达，也就种点冻顶乌龙之类的茶叶。你想想台湾人能喝多少茶？如今销往大陆，赢利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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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往台湾的自由行，对台湾而言也是笔很大的收进，因此大陆游客在台湾很受接待。各个县的县市长都果断要求“你们得给我这边安排个深度游，一个团到台湾呆10天，可以在我嘉义住上三天”，诸云云类。
如今一些政治人物在那哗闹，搞得一触即发。实在不是如许的，你可以问问往过台湾的游客，台湾人民大要照旧很和睦的。台湾有个说法，“蓝营不外浊水溪”，我们纵然到了台湾南部，到了高雄，和台湾民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到哪都说“我是大陆来的”，各人都很热情。“两岸一家亲”，这是我到那后的由衷感受。
观察者网：经济上，两岸有许多互助；政治上，好像台湾大众里持统派态度的越来越少了。
房宁：我不以为台湾的主流民意真的是要“台独”，大多照旧盼望维持近况。这也反映出现在两岸宁静同一条件尚不成熟，台湾大众在这方面的要求还不急迫。
别的，我们研究政治，以是我们知道台湾不少民调暗躲陷阱。好比他们在做观察的时间是问“你是台湾人，照旧中国人？”，将“台湾”与“中国”并列对立，而不是像我们问的，“你是台湾人照旧福建人？”
总之，台湾大众对故国同一没有急迫要求，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台独”；而所谓的支持“台独”，有部门是一些人士通过政治操弄形成的假象。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公共治理研究中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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